中共“九大”，使林彪成為“法定接班人”，權力在“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這使林彪攫取最高權力的野心急劇膨脹。
1970年8月23日，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會上，林彪首先發言堅持設“國家主席”，並採取全面開花戰術，使出席會議的代表也全都激動起來。他們不明真相，紛紛跟著林彪發言，表示擁護在新憲法中恢復國家主席這一章。面對這一情況，毛澤東十分惱火，隱隱感到了他的親密戰友咄咄逼人的鋒芒和呼風喚雨的能量。8月31日，毛澤東發表《我的一點意見》，採取“批陳保林”策略，將怒火發洩到緊跟林彪之後“搖旗呐喊”最積極的陳伯達身上。不久，又多次對林彪提拔起來的黃、李、吳、邱“四大金剛”及葉群等提出批評，以此“敲山震虎”，期望林彪覺醒，能做自我批評。但林彪不思悔改，野心難收。這年10月，林彪在廬山會議受挫後，背著毛澤東、黨中央，以“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為由，先斬後奏，向全國發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頃刻間，中國城鄉全面進入緊急狀態。事後（即10月19日），林彪才採用電話記錄方式，以急件傳閱報告毛澤東。據汪東興回憶，毛澤東看過電話紀錄，一臉不高興的樣子，並親手將傳閱件“燒掉”。這件事，實際是林彪對自己軍事指揮權能否正常運轉的一次檢驗。
由於多種原因，毛澤東與他的“親密戰友”間出現了裂痕。林彪目的難以達到，也越發沮喪，之後曾多次在集會或接見外賓時，與毛澤東不辭而別。毛澤東對林彪越來越失望，他決心限制一下林彪的權力，遏制其迅速膨脹的野心，並開始逐步直接掌握軍隊。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澤東到南方巡視，16日到達湖北武昌。在與武漢軍區政委劉豐以及河南省委負責人劉建勛的談話中，毛澤東回顧了黨的歷史，他說：“勝利以後，朝鮮戰爭時，我管了一下軍隊，以後就沒有管了。朝鮮戰爭後，軍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懷同志管。我徵求總理的意見，我說還是他管好。他在長征中是靠在我們這邊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勝仗，不叫人家管這個事行嗎？管點事有什麼要緊呀！以後就是林彪管了，現在我要抓軍隊的事。”到長沙後，毛澤東在與華國鋒等人談話時，專列服務員拿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詞，毛澤東叫吳旭君、張玉鳳一起唱這首歌，當大家唱到“一切行動聽指揮”時，毛澤東說：“等一等，這一條非常重要，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步調不一致，分成兩派，怎麼能得勝利呢？這句話要改為步調不一致，一定要失敗。”他又說：“現在就是有幾條記不清了，特別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第一條和第五條記不清了，如果都記清，都能這樣做，那全國人民擁護又歡迎，這樣我們多好呀！”28日晚，毛澤東接見廣東劉興元、丁盛和廣西韋國清，對他們說：“我很久沒有抓軍隊工作了，現在要抓軍隊工作。……進城以後，管軍隊工作開始是聶榮臻，以後是彭德懷，再以後就是林彪。林彪管不了那麼多，實際上是賀龍、羅瑞卿管得多，以後是楊成武，再以後是黃永勝當總長、又是軍委辦事組組長。”31日，毛澤東到南昌，當晚與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談話，毛澤東說：“汪東興向你們傳達了武漢、長沙談話的內容，講了廬山會議的問題。締造人民解放軍、領導我們軍隊的人，能締造、能領導，就不能指揮嗎？他們把締造和指揮分開，難道締造者就不能指揮呀？另外，我們這個軍隊是不是哪一個人締造出來的呢？或者是哪幾個人締造出來的呢？我看不是，人多著呢。朱德、恩來、賀龍、劉伯承、葉挺，這麼多人發動的南昌起義，他們就不能指揮了嗎？……軍隊的締造者、領導者就不能指揮，這是不對的。締造者、領導者也不是少數人，也不是我毛澤東一個，也不是你林彪一個，我們黨內還有很多同志是領導兵暴的、領導軍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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