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抗日戰爭勝利，在此應視為東亞政治結構長時段中的一個結點，是對上溯至1874年的近代中日長期衝突的一個總清算。這七十年間斷斷續續、然而不斷進行的衝突，應被視為一個總體事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看清其整體意義。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七十年戰爭（如果將1945—1972年間的冷戰也納入進去，下推至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則接近百年）對中國的意義，大概相當於英法百年戰爭之於法國的意義。在此之前，中國人缺乏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觀念和民族觀念，只有家族和文化信仰上的觀念，中國的民族主義是被打出來的。在日本這樣一個巨大的外力壓迫之下，中國不得不謀求整體的結構性變革重組，以應對這種全面危機之下的全面挑戰，可以說，中國現代化的很多思想、變革是被日本逼出來的。
在這場戰爭結束之後，有一點已漸漸明朗：日本自此無法與中國爭奪東亞／東南亞的領導權了。事實上，在1945年之後，東亞／東南亞國際秩序的主導權之爭不是在中日之間展開，而是在中美之間。即便如此，日本在一定程度仍未放棄那種以自己為中心的構想。按照“雁行理論”（最初由日本學者赤鬆要於1935年提出），仍能隱約看出這種“以最先進的日本為領頭，引導整個亞洲”的思想；大部分日本人“不管南亞和東南亞將來的形勢如何，他們通常總是給日本在那裡保留一個起超級作用的地位，至於如何把自己擺在別人位置上去考慮，他們又顯得才能很差”（Lawrence Olson《日本在戰後亞洲》）。1961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回國後極力聲稱：“亞洲把日本看作是一個先進的老大哥。”就此，當時的觀察家譏諷道：“其實他應當再加上一句：聽得更多的批評是，老大哥可沒有把更多的實物給他的小兄弟們。”1988年，一項日本的政府研究建議實現亞洲經濟一體化，讓日本政府部門來擔任“亞洲的大腦”，來指揮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當時他們的信心膨脹到了極點。在1990年代以來，日本出現了一種新的“雁行秩序”，著重強調的不是經濟，而是在民主發展上，亞洲其他地區應效仿日本。今年在亞投行之爭中，唯有美國和日本拒絕加入亞投行成為創始會員國，這樣看來豈是偶然？
（騰訊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