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公有”、“私有”之間的長短優劣，近百年來一直爭論不休，有待歷史檢驗。從孫中山的感情和態度考察，他始終袒護“公有制”。1922年12月，美國一位記者訪問孫中山，談到國有企業的種種弊病，孫中山就不以為然。一方面，他表示：積累經驗，數十年後，問題不難解決；另一方面他明確聲明：“餘以為為公共利益作工，不為私利作工，縱有上述之弊，亦為利重弊輕”，“利害相權，吾終以為國有企業較勝於現時之私有制。”請問：這像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家的口吻嗎？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人們總以為事物越純越好，其實不一定。在《民生主義》演講中，孫中山曾經談到，像馬克思所設想的那種社會主義，連俄國都沒有資格實行，何況比俄國更落後的中國？可見，孫中山不是不想一步就跨進盡善盡美的境界，而是認真考慮過中國國情，同時也考慮到資本主義還存在著的強大活力。非不願也，勢不能也。新中國成立後至改革開放前的這段歷史時期，我國很快進行了改造農業、改造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隨後又開始了“大躍進”，一心想建設沒有任何雜質的“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但是，因違背基本國情和經濟建設基本規律，結果卻是遭受很大挫折。
從實踐來看，允許資本主義適當發展的不一定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俄國的列寧，最初搞軍事共產主義，行不通，於是改行新經濟政策；毛澤東，主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要允許資本主義有一個比較大的發展；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將私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所有制成分中的一種。很顯然，並不能因此就可以稱他們為資產階級革命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社會中，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內流行著一種“非無即資”的思維方式。據說，“百家爭鳴”其實只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家”之爭，於是，凡與“我”不合者或與某些“經典”不合者均成了資產階級。一段時期內，“資產階級”帽子滿天飛；在學術領域內，不少歷史人物常被不加分析地扣上“資產階級”的帽子，但並沒有作任何嚴格的論證與分析，把孫中山稱為“資產階級革命家”可以說就是這種情況。我認為，在當今時代，史學研究已邁入了正常的研究軌道，因此，對於孫中山的定性問題也應根據歷史事實作出合理的判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