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就出現了一個深刻的悖論：基於常規組織化渠道的代議制度和議會政治，長於穩定而拙於變革。歷史上的若干重大變革發生前，反而總是伴隨著激烈的社會失序和騷動。美國大蕭條時期的《農業調整法》，是在猖獗的罷工、偷盜、抗租、叛亂的形勢下，緊急出台的。由於沒有統一的訴求，沒有可談判的對象，找不出幕後的黑手，政府只能尋求快速變革以快刀斬亂麻地化解危機。馬丁·路德·金說：“暴動就是不被傾聽者的語言。”比他早近半個世紀，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那段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句更是空穀回音：“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顯然，要避免真正長時期的混亂，只有居上位者始終戒慎恐懼、以自我革命的姿態反躬自省，來對抗一切集團一經組織化後不可避免會遭遇的官僚化、機械化、僵硬化危機。
第二，小資何嘗不英雄。在三體人的眼中，地球人就是一群蟲子。電影《普羅米修斯》中，人造人大衛打開裝有異形的“潘多拉魔盒”時，說的是“大物始於小”（Big things have small beginnings）。可是，視同蟲豸的地球人用權謀把三體人耍得團團轉，異形最終的破腹而出更是驚悚萬分。斯科特也在他的書中不止一次提到，微小粒子看似無序的“布朗運動”會造成意外後果：“微小的拒絕服從被複制幾千次後，足以徹底打亂將軍或國家元首制訂的大計劃……正如千萬毫無頭腦的珊瑚蟲能夠創造珊瑚礁，成千上萬的不服從、開小差也能夠製造經濟或者政治上的巨大礁石。”（《六論自發性》，34頁）小資產階級，就此由邊緣走到舞台的中央。這是一個飽受爭議和誹謗的階級，是一個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並非“自為”因而還沒有達成足夠自覺的階級，是一個具有軟弱性、兩面性、高不成、低不就的階級。不過，如果考慮到當今世界越發呈現一種政治上的龐大官僚體系和經濟上的巨大科層化管理體制的話，我們就會驀然發現爹不疼娘不愛的小資產階級的彌足珍貴。他們不是落魄的無產者，但他們是貧窮的資產階級，是“新窮人”。他們固然從未放棄躋身大資產階級的奢望，因而只能偶爾在自身被“踩到尾巴”的時候站在“雞蛋”一邊去對抗“石頭”，但他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更加激進的貧困階級之間顯然有相契之處，能夠相向而行。
小資產階級是有一點資產的。或是土地，或是其他，聊勝於無。但他們的小是petty而非small，這意味著小資之小，不僅規模可憐，而且境遇可悲，甚至氣質可鄙。小土地所有者、小手工業者、小業主，勤勉勞作，富於匠人精神，他們以一種“自我盤剝”的方式進行原始積累。如果你有過農村調查的經歷，一定有這樣的感受，在農戶的成本收益計算中，自身的勞動投入是無足輕重、不計得失的，他們在談成本的時候會談到種子、農藥、化肥、農忙時的雇工，唯獨不在乎自身的勞動時間，似乎那是取之不盡、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