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言冷冷地打量著作家莫言，沒有人比他更厭惡自己。不應該懷疑的是莫言的自省，他的虛偽、懦弱、經不起任何誘惑，沒有人比他看得更清楚。
他在小說中不僅預測了國家的敗壞，他甚至預測了自己的敗壞。
作家有兩個自我：實際生活著的，小說裡的。兩者的關係頗像魯濱遜和星期五——一個是另一個的僕人；也像少年派和他的老虎——一個是另一個人的敵人和朋友。小說中的作家透過紙背審視創作他的人，直到他冷汗涔涔，只能坦誠相對。
“寫作，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孤獨的人生。”海明威這樣說。無論是組織化的協會、日益增加的公眾聲望、接踵而來的讚美與崇拜，都會使作家褪掉孤獨，成為平庸的人。海明威選擇自殺，這並不是出於絕望，而是殺死已死的自己。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而榮譽和誘惑，則是寫作者的墳墓。
對於莫言的指責，大部分都集中在他對政治的冷漠，選擇性忽視的冷漠。莫言的辯護者則呐喊：讓文學的歸文學，政治的歸政治！
不可否認的是，兩者都有道理。對作家來說，拿起筆，對著白紙，寫下第一個字的那一刻起，他面對的只是創作的淨土。那時候，沒有讀者要求他負起社會責任，沒有意識形態要求他背書，沒有歷史要求他做見證人。而當他的創作開始成功，一夜之間，社會忽然要求他對道德、主義、宗教、政治負責。
那麼，作家和政治到底該保持怎樣的距離？
有兩類作家，一類是“加繆式”的。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曾說：“當我只是一個作家 ，我將不再寫作。”在他眼裡，寫作的過程就是政治抗爭的過程。
另一類作家，就是“博爾赫斯式”的。這位阿根廷作家一生避免與任何現世的鬥爭和意識形態掛鈎，對於貝隆政府，他只是低下眼簾，蓋住日益失明的眼睛說：“貝隆主義不能說是對還是錯，關鍵是他已無法改變。”
加繆為了承受歷史的人民寫作，這並沒有減少他文本的純淨；博爾赫斯恪守一個寫作者的本分，不額外承擔任何社會義務，而絲毫沒有降低他在文學史上的價值。
作家有權力保持自己的遺世獨立，同時，他也必須和所生活的時代有某種同頻的互動。這種互動，不是來自於意識形態的召喚，不是對苦難者的代言，不是推翻現有政權的野心，而是聽自己良知覺醒的聲音，誠實地把它記錄下來。在北歐，這種聲音也許訴說的是葉落花開霜起雪落的美；在蘇聯，這種聲音訴說的也許是共產主義的冷酷；在非洲，這聲音訴說的也許是種族戰爭帶來的血腥。
記錄本身，即已是反抗。
作家，可以為一片樹葉哀慟，為一抔黃土作傳，可以為一個無名的囚徒請命，可以為一場世界大戰殉身。這其中，並無優劣高下之分。
作家沒有改造社會的義務——他們絕大多數時候也沒有那種能力。但是作家有以誠實反抗社會的義務，有以正直對時代保持悲觀的距離的責任。
對於作家而言，比起改朝換代的革命，他更應該關心的是那些革命改變不了的，永恒的人類苦難。
（作者：蔣方舟 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