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江青來“晨更”前，曾有過這樣一段不平常的經歷，但在“晨更”當教員的日子裡，她從未和徐明清談起過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產黨，當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黨員的身份。
那時，徐明清把“晨更工學團”教員中的共青團員組織起來，成立了共青團支部，團支部認為江青當時的表現還不錯，吸收她入了團。這樣，江青在失去了黨的組織關係之後，又重新入了團。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來到“晨更”找李老師，他就是剛從監獄被保釋出來的“小俞”俞啓威。他來到上海，並從姐姐俞珊那裡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徑直來到“晨更”的駐地找江青。江青見到俞啓威後，激動不已，淚水止不住地順面頰流了下來。
徐明清見江青和俞啓威相親相愛，又無處安身，就想方設法給他們讓出了一個房間，讓他們暫時有個栖身處。後來，俞啓威找姐姐幫忙，在靜安寺附近租了一間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過去，但那時江青仍在“晨更”教課。
1934年初，徐明清等組織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學員參加了紀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遊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啓威很快意識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險，於是決定和江青一道迅速離開上海去北平暫避。徐明清由於身份暴露，也很快離開了“晨更”，去上海浦東辦女工夜校。
俞啓威和江青到北平後，曾在幾所大學當旁聽生。但沒過多久，因生活難以維持，江青就獨自返回上海來了。
江青回到上海時，徐明清已去了浦東的女工夜校工作，借助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的介紹，江青被安排在該會在小沙度路辦的一個女工夜校裡當教員。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離靜安寺不太遠，江青在那裡教女工們唱歌、演戲、識字，同時還去徐明清那裡的浦東女工夜校和其他幾所夜校教女工們唱歌和排演話劇。這時，她用的化名是李雲古。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是在和“阿樂”接頭時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馬路上，忽然看見一張熟悉的面孔，她驚呆了！那人也認出她來，喜出望外。在這偌大的上海，這小夥子和江青能在當街相遇，真是個巧合。
此人名叫樂於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樂”，他是中共地下黨員，當年在青島和俞啓威、李雲鶴一起參加革命活動。在俞啓威突然遭捕時，是阿樂幫助李雲鶴逃出青島，送她上船的。
他鄉遇知音。影單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見到阿樂使她非常興奮。她即和阿樂找一僻靜處細談。原來此時阿樂擔任了共青團中央的交通員，公開身份是上海一家郵局的出納員。
從這以後，他們彼此間有了比較多的往來。阿樂擅長拉胡琴，於是，江青常邀他伴奏。她唱戲，阿樂拉琴。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請阿樂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兩人約好在在兆豐公園見面。這時，阿樂自己還不知道，他已被國民黨特工總部的特務跟蹤。因為當時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交通員被捕已經叛變，此人負責聯絡團中央交通任務，他供出了阿樂這個聯絡人的情況，因此，國民黨特務一直在暗中跟蹤著阿樂。那天，當阿樂來到兆豐公園時，特務們早已在暗中監視他了。
兆豐公園即今日的中山公園。那時，公園有兩個門，其中一個門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樂在跟江青見面時，發覺有人跟蹤，知道情況不妙，當即與江青分頭而走。阿樂熟悉那裡的環境，飛快地從那個通往英租界的大門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務，這樣，他當時沒有被捕。
正是這次在上海期間，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江青見阿樂朝那個大門走，她便向另一個大門逃脫。但她沒有阿樂那麼幸運，被特務們截住，她被捕了，關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務們本來要抓的是阿樂，結果卻把江青逮住了，這只是特務們的意外收獲，他們並不知道江青的身份和真實情況。
在看守所裡，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過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學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後十多天即獲釋。江青便托她帶口信給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勞工部總幹事鐘紹琴，鐘很快把消息傳給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後，即無叛徒指證，也沒有任何證據，偽公安局將其關押了兩個月，經數次審訊後，認為從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口供，遂允許保釋。
這時，“教聯”也正在積極想方設法保釋江青，“教聯”找到了著名交際家、晨更工學團的贊助人黃警頑先生，黃先生又委托律師李伯龍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況，證實了江青確實被關在看守所裡，案情不重。於是，就著手以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名義，將江青保釋出來。
據後來江青本人說，一個月後，特務曾押著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找勞工部的幹事鐘紹琴，證明江青是該會所辦女工夜校的教員，後來她才得以被釋放的。其實，當時正式出面保釋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中國著名教育家、語言學家陳鶴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們出面保釋，1934年入冬，江青才得以釋放。（來源：環球網 摘自：《特別經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