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3日電/據光明網報道,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之間一直有著密切的關係,許多作家作品都有著濃鬱的民間文學元素,甚至是以民間文學為基礎進行的再創作。在“五四”新文學的建構過程中,民間文學起到了重要作用,胡適認為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劉半農曾仿民歌體進行詩歌創作,這些新文學作家還在1918年發起近世歌謠的搜集運動,為新詩創作尋找資源。20世紀30年代的老舍、沈從文,40年代的解放區文學創作,都把民間文化和民間審美資源納入文學創作中,創造了具有獨特中國風格的文學作品。這一新文學的民間傳統對於當代文學的發展和作家創作仍然有著重要意義,是中國當代文學民族性審美特征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發展過程中,民間文學作為作家文學的寫作資源,對於作家文學的發展一直有著重要影響。在十七年時期的小說創作中,許多小說作品都滲透著民間文學的元素。民間說書人“說書”時用的“評書體”講究故事的完整性、講究敘述過程中的“懸念”以引起觀眾的興趣、講究語言上的通俗易懂等,這些特點在《林海雪原》和《三裡灣》等小說中體現得非常明顯。這一時期的許多詩歌都是“仿民歌體”的,詩人唐湜以家鄉流傳的神話故事創作了《劃手周鹿之歌》,他在《劃手周鹿之歌》的附記中說:“一個故事在民間流傳著,就像珍珠含在珍珠貝裡,時間會給抹上一層層奇幻的光彩;我們把蒙上的灰塵拂去,就會耀出一片奪目的光華。”這句話形象、準確地說明了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之間的關係。根據民間傳說改編的電影《劉三姐》不僅煥發著時代的精神光輝,而且具有民間生活的智慧和情趣。傳統民間戲曲是一種來自於民間的審美藝術形式,在這一時期的“戲曲改革運動”中,改編後的戲曲如《十五貫》,仍然具有濃厚的民間趣味和民間情感。
新時期以來的作家文學創作也同樣如此。20世紀80年代產生的“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被認為是西方文學影響的結果,如果仔細分析這些作家作品會發現,他們與民間文化和文學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家韓少功就試圖從邊緣山地的民間社會、文化中尋找民族的文化之根,他創作的小說《爸爸爸》中那些奇怪的行為方式、語言方式、大膽的情歌甚至小說的整體結構都與民間的文化、文學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他在《文學的根》一文中認為:“鄉土中所凝結的傳統文化,更多地屬於不規範之列。俚語、野史、傳說、笑料、民歌、神怪故事、習慣風俗、性愛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鮮見於經典,不入正宗,更多的顯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在他看來,這種不規範的民間文化和文學,恰恰是作家應該重視的,由此,不僅可以重新認識民族的文化,而且可以喚醒一種潛在的歷史審美意識。20世紀80年代對於民間文化和文學的重視也體現在汪曾祺、莫言、王安憶等作家的小說創作中,這些作家也從民間文學中吸取著文學寫作的資源。《受戒》對民間文化的傾心書寫和民歌民謠的巧妙運用,《小鮑莊》與大禹治水故事的結構性關聯,莫言在不同場合多次談到他的小說創作與故鄉的那些民間故事、傳說之間的關係以及對於蒲鬆齡小說的借鑒和學習。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發展過程中,民間文學顯然以其獨特的方式參與了作家文學的發展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