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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新華社） |
中評社北京4月14日電／據光明日報報道，民間文學是民眾口頭創作、口頭傳承的文學，具有口頭性、集體性、傳承性、變異性等四大特征，其中口頭性是最核心的特征。跟作家的書面創作、書本傳播相比，口頭創作和傳播是眾人共同參與的過程，每一次講述（或講唱）都是一種創新，每一次表演都是一種再創作。每個人都可以加入表演隊伍，在表演中加入自己的經驗、情感和想象。所以，我們說民間文學是一個在表演中不斷汲取新思想的開放的意義系統。正因為如此，民間文學能夠建構社會記憶，成為體現社會記憶的標杆。
“社會記憶”最早為法國社會心理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使用。他認為一個人的記憶從來都不是個人的特別定制，而是產生於集體交流的過程中，個人只能在集體的、社會的框架內進行回憶。關於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關係，他說：“個體通過把自己置於群體的位置來進行回憶，但也可以確信，群體的記憶是通過個體記憶來實現的，並且在個體記憶之中體現自身。”（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集體記憶的本質是立足當下需要而對過去的回憶。集體記憶總是根據某種當下觀念、利益和要求對過去進行重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集體記憶也被哈布瓦赫稱作社會記憶。與哈布瓦赫同時代的阿拜·瓦爾堡也曾使用“社會記憶”這個概念，並討論了人類“回憶共同體”的問題。20世紀後期，記憶研究進入新的階段，學者們不再滿足於討論集體如何決定個體的回憶，轉而探討整個社會如何記憶。哈拉爾德·韋爾策將社會記憶定義為“一個大我群體的全體成員的社會經驗的總和”（韋爾策《社會記憶》，季斌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實際上，社會記憶不僅應當下需要而產生，也承接來自古代的經驗。德國的揚·阿斯曼集中討論了跨世代、長時段傳承的“文化記憶”問題。他認為，文化記憶在文字產生以前主要依賴口頭講述、儀式活動傳達信仰和價值觀，保持文化的一致性；文字產生以後主要依靠傳習文本，特別是闡釋經典文本，保持民族文化的一致性。他稱前者為“儀式一致性”，後者為“文本一致性”。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記憶，這是保持一個民族的基本特性、維護內部成員相互認同的根基。阿斯曼指出：“民族認同及其穩定持久性是受制於文化記憶及其組織形式的。民族的消亡（除了印加帝國這種極特殊例子），不是有形物質的消失，而是在集體、文化層面上的遺忘。”（阿斯曼《文化記憶》，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因而，維持一個民族共同的文化記憶，對於維繫民族的生存活力具有重要意義。文化記憶從古代延續到當代，也參與到對當下社會記憶的建構，並呈現出當代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認同。
古老的神話被當代社會征用，在新時代發揮新的記憶功能，也為新時代作出新的貢獻。今天追述中國悠久的歷史，我們常說“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是通過引用古代神話來表達的。我們稱中國是“華夏”“九州”“赤縣神州”，其來源於上古流傳、至今仍口頭講述的神話，包括堯舜神話，特別是大禹治水神話。我們自稱是“炎黃子孫”，源於我們經常把自己的姓氏追溯到上古神話中的炎帝、黃帝。有人說中華民族是“龍的傳人”，也跟我國幾千年來的龍神話、龍崇拜密切相關。伏羲、女媧、西王母、誇父、嫦娥、嫘祖、倉頡等神話，至今仍為人們所講述，也不斷為人們所征用，並被賦予新的意義。中國的探月航天器以嫦娥命名，有一種中文輸入法叫“倉頡輸入法”，這些都是用相關神話人物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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