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16日電／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官員表示，將採取五項措施提高企業普通職工工資收入，促進勞資和諧。其措施之一，是在未來5年內建立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形成企業工資共決機制和正常增長機制，確保每個職工分享企業發展的成果。
新京報今日刊登社論指出，所謂集體談判或協商，是市場經濟國家在調整勞動關係的長期實踐中創造的一項制度。它是由勞動者聯合起來，形成較強大的、能夠與資方相對平等博弈的力量，集體地或通過自己的代表（主要是工會），與企業進行談判，使其更多地承認勞動者權益。
集體談判權是集體勞權的重要內容。
不過，正如這位官員所坦承的：雖然中國早已有《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但“由於政府部門認識不夠、企業積極性不高、相關制度建設滯後、人才缺乏等原因，這一制度進度相對緩慢”。如其所言，事實上，《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僅是部門規章，其等級、效力遠遠不足，對於地方政府、司法機關和企業，不能產生必要的約束。在實踐中，某些地方政府基於地方利益，對於資本過度依賴和偏袒，在貫徹勞動法律等方面並不積極；一些工會組織不能依法積極履行職責。由此導致集體協商流於形式，不能對工資福利等實體性勞權產生必要的影響力。
其後果就是，我國目前的工資水準偏低，職工工資增長緩慢。
在宏觀上，2003年我國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12.57%，而美國是47.9%. 2005年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但這一指標反而下降為10.9%，明顯低於印度、馬來西亞等發展中國家。從微觀上看，我國多數省市的最低工資標準偏低，上海、北京等地區現在也只有700元左右，不到100美元。全國總工會的調查發現，很多企業的平均工資水準與法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相當，而合理比例則是“平均工資水準應當不低於最低工資的1.6倍”。
社論指出，無疑，上述現象將對經濟持續發展和保證社會和諧造成負面影響，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在法律制度、勞動關係運行機制層面，進行改革和創新。保證勞動者就工資福利等勞動條件，與企業進行集體協商或談判，是解決問題的基本路徑。下一步，有必要完善我國集體勞權的立法和機制。
集體勞權，包括勞動者依法成立和參加工會、集體談判、參與企業管理（如勞資共決制）、集體爭議等。集體協商或談判是其中心環節。相對于工資福利等實體性、目的性勞權，集體勞權是工具性、保障性權利。
經驗和邏輯均表明，企業和勞動者雙方的權利義務確定和利益劃分，勞動關係非平衡性的矯正，僅靠國家公權力的幹預不行，過多幹預可能會損害經濟自由與市場活力。國家宜在宏觀層面上進行勞動標準、勞動契約、勞動保障的立法，並建立有限度的行政幹預機制。在中觀層面上，要靠雙方進行相對平等的博弈，而勞動者必須通過集體勞權的確認和實現，才能獲得與企業相對平等的地位。因此，集體勞權對於勞動關係的調整、實體性或目的性勞權的實現，不可或缺、至關重要。
社會和諧的一個標準是分配正義。通過勞動關係實現分配正義，使廣大勞動者的工資福利合理增長，使其通過體面勞動為自己和家庭創造體面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機會，乃是和諧社會的必然。而集體勞權則是相關制度安排和機制設計的關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