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南斯拉夫的摩擦
這期間，斯大林跟南斯拉夫領導人發生過一次摩擦。起因是南斯拉夫當局收到了公民對蘇聯紅軍——當時他們經過南斯拉夫東北角對德作戰——一些不法行為的控拆。
問題的提出引起斯大林的強烈反彈。斯大林在講到蘇聯紅軍所受的苦難和奮戰幾千公里的艱苦卓絕時哭了起來，叫嚷道：“吉拉斯自己還是個作家，難道不懂什麼叫人的痛苦和情感嗎？一個在鮮血、戰火和死亡中橫掃幾千公里的士兵，同婦女開開心或者拿點小東西，難道他不能理解嗎？”等到再次與吉拉斯會面，他以和解的姿態說：“想必你也是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你難道不了解人的心靈、人的精神是多麼複雜的東西？”他提議吉拉斯為蘇聯紅軍幹杯。
1961年，吉拉斯在貝爾格萊德回溯這段歷史，心情頗不平靜：“兩國的革命和兩國政府，雖然建立在同樣的意識形態上，但一經接觸卻不能不發生摩擦。這是在一種排他和封閉著的思想體系中必然發生的。”
摩擦也發生在延安與莫斯科之間。斯大林過70歲生日，毛澤東第一次有機會去莫斯科，見到斯大林第一句話是：“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這種打擊和排擠，當然來自莫斯科。那次祝壽，斯大林在訂立新約問題上出爾反爾，又一次令毛澤東受到挫折。無論毛澤東、周恩來當時如何努力，始終沒有爭取到中蘇之間的平等。
吉拉斯在第一次與斯大林會面前無疑是滿心景仰、誠惶誠恐的：“斯大林不只是一位作戰領袖，他是一種思想的化身，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心中被美化了的純潔的理想，是絕對正確、十全十美的。斯大林就是今天的戰爭勝利和明天的人類大同。”幾千公里之外，毛澤東說：“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每一個人，都是斯大林的學生。”他曾向季米特洛夫保證：斯大林在延安受到普遍愛戴。
1937年，毛澤東把剛剛找到的15歲長子送到蘇聯。毛岸英在莫斯科度過了整整9年，親歷了衛國戰爭。20歲時，他寫信給斯大林要求參戰，獲准入伍。1945年5月，他隨蘇聯紅軍打到柏林。斯大林很快接見了他，並贈送他一支精致的手槍。
當時的斯大林，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擁有絕對權力。1949年年中，愛新覺羅.溥儀在“呈斯大林元帥”的信中，再次提出居留蘇聯的願望。這位偽滿洲國的皇帝說：“我現在認識到，蘇聯是世界上真正民主和最先進的國家，是弱小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指路明燈……”
斯大林也深信自己的國家正在各方面顯示出優越性。他走過金碧輝煌的大廳，人們自動讓出一條道，他在公開場合說的每句話，都有人記錄，所有人都用崇敬的目光注視著他。他的元帥們渾身掛滿了勛章。
然而，他的人民沒有享福。豪華專列裡，穿著簡陋、工資微薄的乘務長在他的車室裡擺了一個雞籠，罩著一只下蛋的母雞。“有什麼法子呢，同志們。生活不好過啊！”
不好過的日子從戰時一直延續到戰後。集體農莊裡到處可見浮腫的人，人們從貓、狗、豬食吃到瘟雞、死馬。1945年，在烏列托夫斯克區，所有的濱藜、蕁麻、冰草根都被吃光了；一個名叫傑米堅科的婦女在絕望中殺死了一歲半的小女兒，以她的肉來救其餘孩子的命。
為了爭取盟軍援助
斯大林的鐵腕也表現在面對丘吉爾、羅斯福、戴高樂時，不止一次地直接表達失望、惱怒和不滿。在捍衛國家利益這一點上，他硬得像塊石頭。
丘吉爾在他195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6卷本大著《二戰回憶錄》裡，記述了兩位小個子巨人亦友亦敵的交往。兩人書信往來始於1940年7月1日，德軍入侵法國之際；兩人第一次見面是1942年8月12日，長達4小時：一個是生於寒門的“無情的人”，一個是馬爾博羅公爵後裔，一個無產階級，一個資產階級；這次會晤極富戲劇性，既有激烈舌戰，也有“熱情的同志般的情誼”。
兩天後，丘吉爾即將告別之際，斯大林請他到自己家裡喝點酒，並介紹了女兒。“他目光炯炯地看著我，似乎在說，你看，我們布爾什維克也是有家庭生活的。”
但事實上，斯大林沒有什麼家庭生活。戰爭令他過度勞累和緊張，而且脾氣很壞。期間他向愛上電影制片人的女兒大聲咆哮，並第一次打了她。兩記耳光讓父女兩人幾個月互不見面。那位電影制片人後來被判5年徒刑。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德國向美國宣戰，美國正式參戰。丘吉爾設想的英、美、蘇三國的偉大聯盟終於實現。
為了爭取盟軍援助，斯大林不惜解散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曾為中國共產黨提供長期的財政援助。據王凡西回憶：“當我在黨內工作時，黨的主要支出，據說是靠列寧格勒黨員的全部黨費。”陳獨秀在“三大”上也說：“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據楊奎鬆教授的研究，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中共得到國際協款16655元；此後逐年增加，到1927 年，僅用於特別事件的“特別費”就達幾十萬元。
但因為戰時蘇聯的急迫需要，這個十月革命後想用鮮紅旗幟鋪滿全球的國際勞動者組織，這個讓英美許多著名科學家、文化人長期心甘情願為蘇聯作地下情報工作的、代表著人類光明遠景的組織，在1943年春天自行解散了。
同盟國的關係在“三巨頭”德黑蘭會晤時達到頂點。丘吉爾估計，斯大林會同意“在荒無人煙的地方，支三個帳篷，在沒有危險和與世隔絕的情況下會晤”，結果斯大林選擇了伊朗首都德黑蘭。
這是不喜歡出門的斯大林平生頭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坐飛機。旅途中，因為飛越群山上空，飛機好幾次穿過氣流，斯大林抓住安樂椅的扶手，面有懼色，好不容易才緩過勁來。兩年後三巨頭再次會晤，斯大林決定乘專列去柏林——專列配有裝甲車廂、警衛隊和護送車。
1944年6月某晚9點，吉拉斯突然被召進克裡姆林宮與斯大林共進晚餐。當天晚上，斯大林收到丘吉爾發來的電報，通知盟軍將在次日登陸法國。
“是的，如果沒有霧的話，會登陸的。直到現在，總有點什麼事情妨礙著它。我猜想明天又該有些別的什麼了。說不定他們會碰上一些德國人！那怎麼辦呢？也許就不登陸了，但還是照例作出保證。”在吉拉斯看來，斯大林是在嘲笑以前幾次推遲的理由。斯大林認為，盟國只打算等到德國及其武裝力量確實岌岌可危時才在歐洲採取行動。
1944年6月6日，由蒙哥馬利將軍指揮的盟軍36個師、288萬人在諾曼底登陸，行動代號“霸王”。
戰爭形勢在1945年4－5月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4月30日，希特勒自殺。5月8日，德國正式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
偉大的勝利讓斯大林成了全世界的英雄、人間的神。他的案頭堆滿了各國政要發來的賀電。在分享勝利果實的波茨坦會議上，丘吉爾和杜魯門也不得不讓他三分，“不得不長時間地等待他的到來”。幾十年後，人們才估算出勝利的代價：德軍每死亡1人，蘇聯死亡3.2人。
表面上握手言歡，互贈禮物，但在內心深處，斯大林與西方領導人仍然有著根本的分歧。他認為西方那套人道主義是虛偽的，他也不同意把戰爭與和平機械地分開，他一生都認為俄國始終處在戰爭狀態，一如蘇維埃革命是“無間斷的革命”。他曾經認真研讀過馬基雅維裡的《君王論》，後者主張政策、行為應該跟基督教道義分開考慮，斯大林接受了這一觀點。
從1941年6月到1944年5月間，德國人在俄國俘虜了516萬人，其中375萬多人因大屠殺、饑餓和寒冷死去——他們被圈在露天中，沒有任何遮蔽，沒有食物。只有105.3萬人幸存下來。
斯大林對幸存者採取了嚴厲措施：這些人必須接受訊問，解釋為什麼自己沒有戰鬥到死反被俘虜。他們通常被送往勞改營，他們的家屬也會受到監禁兩年的懲罰。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所馬龍閃教授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說，根據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通史研究所所長阿.奧.丘巴利揚提供的研究報告：衛國戰爭期間投敵變節、直接在德武裝部隊中服役的有70萬到100萬蘇聯公民；被俘蘇聯軍人的一部分被編入德寇警務部隊中服役的，在敵占區為德寇地方行政機關服務的蘇聯公民，達20萬到30萬人。
當時，甚至出現過整整一個師的紅軍集體投降的事件。德國人將這些附敵者組編成9個師協同德軍作戰，這9個師包括：西烏克蘭1個師、波羅的海地區3個師、白俄羅斯1個師、弗拉索夫指揮的兩個師，以及由哥薩克人組成的兩個師。所以，斯大林認為只有跟蘇聯政府持不同政見者才能活下來，並有可能被敵人威逼利誘來反對蘇俄。
俄羅斯史學家認為，戰爭中的附敵變節本是常態，但出現如此規模的“俄奸”恐怕不得不追溯到30年代的“強制集體化”、“驅趕富農”、“強迫征糧和大饑荒”，不得不追溯到斯大林體制的影響。
一生誰都信不過
斯大林一生都處在激烈的爭權鬥爭的中心，他對誰都信不過。
因為時刻可能發生的暗殺，他時刻戒備森嚴。他在克裡姆林宮和孔策沃別墅之間往返時，5輛黑色轎車高速駛過市區，所經之處交通必須封鎖。司機們經常互相超車，改變車隊次序。車窗上都掛著窗簾，誰也不知道哪輛車上坐著斯大林。
他的別墅有複雜的保安措施，包括探照燈。他去南方旅行等同於軍事演習。女兒曾經與他同乘一輛專列，車上的警衛將他包圍，每到一個車站都戒嚴。停車時，斯大林下車在月台上散步，也跟機車人員聊天，並且總是咒罵那些給他設置障礙的將校衛士們。維斯特蘭娜寫道：“這是制度，在這一制度裡，他像一個囚徒，看不見人，孤獨和空虛使他窒息。”
他晚年患高血壓卻不允許醫生接近他，而是“服用一些不三不四的偏方”。他惟一的社交是在別墅的晚宴，也是工作晚餐，參加者是一些尚未失寵的老同僚：莫洛托夫，一個把斯大林的指令看得比黨章更重要的人；貝利亞，臉色白裡透青，帶著尖刻、自滿和某種小職員式的小心翼翼，在30年代肅反中不遺餘力，他的秘書經常去落實他看上的女人，但是他聽肖斯塔科維奇的音樂時會流淚；赫魯曉夫，一個結實、矮胖、狼吞虎咽、精力無限的烏克蘭人；日丹諾夫，政治局裡公認的知識分子……
這種會餐後來變成大吃大喝、追憶往事和大開玩笑。這種時候斯大林才有局部的舒暢。他常常回憶戰爭，懷念那些宏大的戰役。但偶爾加入者，看到的卻是一個有點貪吃、時不時流露農民本色的小老頭。
晚年的斯大林愈發偏執易怒。女兒回憶說，有時候，他用力把電話機往墻上扔，用臟話大罵助手或交談者。她寫道：“許多人以為把他說成一個肉體上粗暴的怪物就很貼切了，其實他是一個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
他最後一次出現在黨代會上是1952年10月，頭髮花白，體力衰退，顯得那樣孤獨。
也許正因為晚年斯大林陷入斯維特蘭娜所說的那種孤獨和空虛，1946年起，一場意識形態範疇的“新一輪肅反”開始了。詩人阿赫瑪托娃、作家左琴科、以肖斯塔科維奇為首的音樂家以及魏斯曼—摩爾根生物遺傳學派學者等一大批人倒了黴。
1953年2月，因為嗅到了清洗猶太人的氣味，記者兼作家愛倫堡拒絕了斯大林的要求——在《致〈真理報〉的公開信》上簽名。他開始在家中等著被逮捕。但幾天後，他的命運改變了，不然他不可能在7年後寫出《人.歲月.生活》。
1953年3月1日晚，值班警衛斯塔羅斯壯膽走進了一整天沒動靜的斯大林的臥室，發現他穿著襯衣和睡褲躺在地板上，勉強能抬手，但一句話也不能說了。他身邊，放著一張《真理報》。
10小時之後，醫生才獲准進入，診斷為腦溢血。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物因為自己制定的那一套官僚主義的規定和禁令，沒有得到及時救治。
搶救進行到3月5日。斯大林一度恢復了知覺。當護士用湯匙喂他水喝時，他用手指了指墻上一幅放大的照片，那是一個小姑娘正在喂一頭小羊羔。他在打趣自己的處境。
他臨終前做了一個被不同人作出不同解讀的手勢。最後，那只手無力地落下。照料了他近20年的女管家伊斯托米娜跪在地上，把頭貼在已經咽氣的主人胸口，村婦一樣號啕大哭。服務員和警衛員排成單列進來向主人告別——這是一種俄國式的告別。對所有服侍過他的人，他都體貼入微，和藹可親，只有將軍和當官的才會挨罵。
人們發現，他沒有什麼衣服可以穿著安葬。打開衣橱，一共只有兩套元帥服和兩套便服，其中黑色那套是毛澤東來訪時強迫他專門縫制的，一次也沒穿過。一套元帥服上衣很臟，布滿油漬，另一套上衣脫了線。最後，斯大林躺在棺材裡，穿著舊的、還過得去的元帥服：袖子縫好了，上衣洗刷得很乾淨。
3月6日凌晨，莫斯科電台播報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許多人擁到紅場，在那裡默默哭泣。傍晚時，克裡姆林宮外等著向遺體告別的人排了有10英里長，他們挨個兒緩慢地從棺材旁邊走過，向國父告別。家家戶戶的門窗掛上紅旗，懸上黑紗。甚至勞改營裡的男男女女，也有悲痛之聲。許多人覺得：天要塌下來了。
有一次，吉拉斯和斯大林會面後經過大街，看到了北極光。“每年這個時候，北極光會射到莫斯科，一切東西都呈現紫色並微微發亮。那是一個異常美麗的世界，但不真實。”
（參考斯維特蘭娜.阿利盧耶娃《給友人的二十封信》、《僅僅一年》，伊恩.格雷《斯大林——歷史人物》，德.安.沃爾科戈諾夫《斯大林：勝利與悲劇》，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米洛凡.傑拉斯《同斯大林的談話》，安德烈.蘇霍姆利諾夫《斯大林的兒子瓦西裡》，薑長斌《斯大林政治評傳》，楊奎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以及馬龍閃教授提供的資料）
當他們談論斯大林時，談論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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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2月21日，冬至，莫斯科Izmailovsky酒店。超過2000人把大堂擠得水洩不通，他們來到這裡紀念斯大林誕辰130周年。著名女歌手在軍樂伴奏下唱起愛國歌曲，舞台上方掛著斯大林的巨像，他身著軍服，威嚴地看著台下。詩朗誦時，有人開始啜泣……
“也許比這場面更加科幻的是，”美國《時代》周刊寫道，“斯大林在俄羅斯複活的高支持率。”俄羅斯公共輿論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54%的俄羅斯人高度評價斯大林的領袖素質，而那些認為自己之前對斯大林的評價是“錯誤的”的人數比例則上升至35%。
類似“斯大林重獲俄羅斯人青睞”的新聞近兩三年並不鮮見。2008 年，在“誰是俄羅斯最偉大歷史人物”的民意測驗中，斯大林位列第三，僅次於亞歷山大.涅夫斯基（13世紀擊退歐洲入侵者的俄羅斯王公）和斯托雷平（帝俄末期改革家）。最新的消息是，俄羅斯一家飲料商把斯大林請上了自己的產品商標。
“俄羅斯人對斯大林的看法是大相徑庭的”
牛津大學博士候選人Harun Yilmaz是一位斯大林研究者，自1999年起便在前蘇聯地區生活，“在俄羅斯，確實有不少人懷念斯大林，”他告訴本刊記者，“首先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他們有一種混合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和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奇怪意識形態，他們把斯大林視作俄羅斯民族的領袖，而他其實是格魯吉亞人和國際共運的領袖。另一個力挺斯大林的群體則人數很少，他們被稱為‘斯大林主義者’，他們拒絕以客觀的視角重新看待斯大林時代。”
“（怎麼看斯大林）和年齡有關吧。”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長基裡洛夫說，“那些年齡大的‘老戰士’對他很積極，但5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多持批評態度，因為他們有更深的了解。”基裡洛夫生於 1955年，父親是軍人，母親是教師，在父輩的講述中，斯大林時代“生活非常幸福，民族精神很高，沒什麼民族矛盾”。不過，基裡洛夫知道，他們家族的一位親戚曾在政治運動中受到牽連。更重要的是，在他成長的赫魯曉夫與勃列日涅夫時期，已經有機會聽到不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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