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4日電／據環球時報報導，位於比利時南部蒙斯的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與位於布魯塞爾的北約總部有著不同的職能，後者雲集了這個冷戰產物各成員國的外交代表，而前者則是其軍事行動的總指揮部。2005年4月，負責接待筆者的一位北約公共信息部軍官、來自捷克的女少校說：“你是我查證的首次到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採訪的中國記者。”彼時的北約仍在為緩和與中國的關係做努力，同意記者到訪也是願意與中國加強接觸的一個表現。當注意到院落核心區一座不太起眼的兩層小樓上嵌著“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的牌子時，筆者內心有著無比的悲憤——1999年，北約發動科索沃戰爭、轟炸我駐南聯盟使館的命令也是從這裡發出的。
時隔17年之後，6月底剛結束的北約峰會卻在開歷史倒車，不僅在新戰略概念文件中提及中國、不斷渲染“中國威脅”，而且還拉攏幾個亞太國家，意圖打造“亞太版北約”。這樣的做法，怎能不讓人警覺？冷戰結束至今，北約就處於軍事活動的活躍期，發動過多起軍事行動，完成了一個軍事聯盟從單純防禦到“防禦＋干預”的轉變。如今的北約又擺出“哪裡需要就去哪裡”“想去哪裡就去哪裡”的架勢，越來越成為威脅世界安全穩定的“系統性挑戰”。
蘇聯解體後，不遺餘力擴大西方陣營
1989年11月，柏林墻倒塌；兩年後，先是華約解散，後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歐洲格局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對於這種變化，1989年1月美國總統布什在就職演說中就有所涉及，他說：“我來到你們面前，在充滿希望的時刻擔任總統。我們生活在一個和平、繁榮的時代，但我們可以讓它變得更好。因為一股新風吹過，一個被自由刷新的世界似乎重生了。”從那時起，“歷史終結了”的樂觀情緒開始在歐美西方國家彌漫。
但華約的解散、蘇聯的解體、威脅的消失、“歷史的終結”並沒有使原蘇聯著名國際關係學者阿爾巴托夫的預言變為現實。他曾說，“我們蘇聯人做了一件令你們——北約——感到恐怖的事情。我們把（你們的）威脅消除了，而沒有我們，你們是無法生存下去的”。歷史並沒有完全按照一些人的設想發展。冷戰後的北約，儘管內部也有過類似“腦死亡”的說法，但作為冷戰時代的遺存，北約、特別是想通過北約主導歐洲盟友的美國抓住一切機會，尋找各種理由讓這個軍事組織走上轉型和擴張之路。
北約的成立是二戰之後“歐洲史上一個重大事件”，標誌著歐洲開始走向集團化。二戰結束後不久，歐洲一分為二，兩個對立的陣營隔鐵幕相望。東、西方奉行的不同意識形態導致雙方政治上對立、經濟上分野、軍事上對峙。但總的看，整個冷戰時期，以共同防禦為主的北約多少還算內斂，防區固定，任務單一，軍事上取守勢，並沒有做什麼“出格”的事情。1982年北約成員國英國與阿根廷圍繞馬島主權兵戎相見，因戰場在北約防區之外，北約也沒有啟動共同防務的第五條款。但掌控北約的美國還是給了英國有力支持，要求法國必須斷掉此前同阿根廷簽署的軍售協議，停止供應能夠對英國海軍造成沉重打擊的“飛魚”導彈等武器。歷史證明了，北約表面團結的背後離不開“棍棒式的紀律約束”。
冷戰結束之後，歐洲出現了全新的安全格局，但北約從未討論過“去”的問題，著眼點都是怎麼“留”。北約的轉型是從向之前的對手——前華約國家——伸出“友誼之手”開始的。1991年，北約成立了“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以此開展與前華約國家對話與合作，手開始伸向東歐。
如果說冷戰時期，北約的擴員尚局限於西方世界內部，仍著眼於集團軍事對抗。但冷戰之後的擴員則具備了擴張的性質，這是由北約的政治屬性決定的。作為軍事聯盟的北約，政治基礎是西方的民主價值觀。北約的目的是確保成員國的“安全和自由”，冷戰結束後，北約的著眼點轉向利用冷戰結束帶來的“和平紅利”，鎖定中、東、南歐國家向西方靠攏的傾向，穩固它們國內與西方相同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擴大西方的“安全與繁榮圈”，即擴大西方的陣營。如今，北約圖謀的是全方位擴張，其戰略轉型想要涉及建立全球夥伴關係、增添全新職能、突破傳統防區、開展防區外軍事行動等。
轉型的“黑歷史”給多國帶來災難
冷戰結束後，北約開始重新定位，將以地區不穩定等為代表的所謂“不確定性”視為新的“危險和挑戰”，由抵禦源自歐洲的傳統威脅轉為抵禦來自歐洲之外的新威脅。從歐洲到北非、從中東到阿富汗，北約所有的軍事行動都發生在冷戰結束之後。
1999年北約通過的戰略概念首次強調北約要“走出防區”，從“集體防禦”轉向防區外“干預”，這意味著北約基本確立了“可在不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採取軍事行動”的原則。其中，1999年北約悍然對南聯盟發動的所謂“人道主義戰爭”——科索沃戰爭——公然違背《聯合國憲章》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繞過聯合國，在沒有安理會授權的前提下，對南聯盟連續轟炸78天，在國際關係中創下了惡劣的先例，造成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
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嚴厲指責北約的單邊軍事行動，他強調的是，根據聯合國憲章，安理會具有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首要責任，這一點得到北約的明確承認，因此，安理會應參與使用武力的任何決策。美國著名語言學家和哲學家諾姆·喬姆斯基也嚴詞譴責北約對南聯盟的軍事行動，稱其目的是想在這個國家“建立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社會和經濟制度”。
“9·11”事件之後，北約的敵人由固定變為無形，“恐怖主義威脅”成為北約的心腹大患，反恐變為重中之重，為此，北約特成立機動能力強的“快速反應部隊”，既繼續承擔《北大西洋公約》規定的第五條款集體防禦職能，也開始執行非第五條款集體防禦的軍事任務，大有“哪裡需要就去哪裡”“想去哪裡就去哪裡”的架勢。
2001年10月7日，隨著以美國為首的聯軍發動阿富汗戰爭，北約根據1999年戰略概念首次在歐洲以外進行大規模軍事干預行動。2003年，美國編造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謊言，與英國等北約盟國聯手發動伊拉克戰爭。北約從一個只具有區域性職能的軍事聯盟逐漸轉變為可發揮全球性作用的政治、軍事聯盟的意圖昭然若揭。
2011年，北約濫用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對利比亞開展軍事打擊行動，這是冷戰後北約出於私利、對外武力干涉、搞政權更迭的又一個明顯例子。當年3月19日，法國戰機率先向利比亞政權地面的軍事目標開火。儘管北約成員國內部當時對軍事打擊利比亞也存在分歧，如意大利呼籲利比亞政府軍和反對派盡快達成停火，但已經明確要從一個防衛協作性的軍事組織演變為進攻性的軍事集團的北約，特別是美、英、法等幾個大國怎麼可能放棄這樣的機會？
同年10月31日，時任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乘坐一架美制C－130運輸機，在兩架法國“幻影”戰鬥機的護航下抵達利比亞。這次突然造訪是北約秘書長第一次訪問這個北非國家。當北約高層宣布針對利比亞的“聯合保護者”作戰行動——“北約歷史上最成功的行動之一”結束時，他絕不會想到在北約干預後又有上萬利比亞平民在內戰中身亡，絕不會想到這個國家至今仍處於動蕩之中。
北約的戰略轉型在改變歐洲安全結構的同時，極大地加劇了俄羅斯的不安全感。俄烏衝突發生後，北約攤牌說，將不再遵守以前對俄羅斯作出的承諾。要知道，不在東歐地區進行軍事部署，是冷戰後北約在首次東擴時對俄羅斯作出的承諾，也寫入了與俄羅斯達成的基礎文件。如今，隨著北約正式向瑞典、芬蘭發出“入約”邀請，以及美國宣布要在波蘭永久駐軍，這些都勢必進一步加劇俄羅斯與北約的對立。
擴張之路不可能隨心所欲
北約雖然號稱“史上最強大的軍事聯盟”，但沒有那麼可怕。不容迴避的是，北約內部的矛盾一直存在，即使是冷戰後北約的戰略轉型也並非一帆風順，其間充斥著美歐之間的矛盾。
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歐洲走上聯合自強之路，美歐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的矛盾就時而和緩、時而尖銳地存在著。突出表現是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1966年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後又迫使北約總部和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等軍事機構遷出法國。隨著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逐步深入，圍繞著西歐獨立防務問題，美歐更是一直在較勁。為維持霸權，美國強烈反對建立任何旨在削弱北約的歐洲獨立防務，以法國為首的部分歐盟國家對此非常不滿。本世紀初，歐洲一度認為“把世界交給美國是遠遠不夠的”。美歐之間的分歧表現在政治、經濟和外交多個領域。2003年法德兩國公開反對美國繞開聯合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拉姆斯菲爾德直斥法德為“老歐洲”。這是冷戰後美國與“老歐洲”關係的最低點。
2020年，由於德美關係長期受到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政策的負面影響，導致雙方在外交、防務領域矛盾分歧不斷增多。美國《國家利益》等媒體稱，兩國關係陷入冷戰以來的“最低谷”。特別是近年，馬克龍關於北約“腦死亡”的言論以及歐洲戰略自主的主張更是成為特朗普時期美歐矛盾的最新表現。俄烏衝突升級暫時掩蓋了歐美之間的分歧，歐洲又開始有意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傘。但從長期看，北約的持續擴張，成員國數量的增加，必然會產生利益的多樣化和分散化，不僅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的利益不會完全相同，就是歐洲國家如大國與小國、“老歐洲”與“新歐洲”之間也會存在利益差異。
儘管擺出“哪裡需要就去哪裡”“想去哪裡就去哪裡”的架勢，北約擴張之路不可能隨心所欲。正如美國喬治敦大學教授、外交學會高級研究員查爾斯·庫普錢近日在《外交》雙月刊撰文所說，就在北約幾個大國不斷向烏克蘭送去更多榴彈炮、無人機的同時，他們更應該注意北約挑起這場戰爭對自身造成的經濟和政治衝擊，更應意識到在談判桌上促成停火的重要性。
北約至今仍沉迷於冷戰思維和集團政治，將世界劃分為“我們”與“他們”，一味強調“我們”安全的不可分割性，追求絕對安全，而絲毫不顧“他們”的安全處境，也不惜犧牲“他們”的安全利益。如今，美國又裹挾著北約一些國家，試圖繼續通過“獨裁與民主”的有色眼鏡誤讀21世紀的世界，想方設法拓展西方意識形態的勢力圈，將觸角伸向印太地區，尋找並樹立新的對手。美國的這一套操作失道寡助，北約這個所謂“歷史上最成功聯盟”的沒落也將成為必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