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姚林決定將與深圳紅會之間的糾葛擺上桌面。
姚林是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的器官獲取組織(以下簡稱OPO)的工作人員。在他下定決心說出這件事時，這家醫院與深圳紅會在器官捐獻方面的合作，已進入“霜凍期”。
已經幾個月，姚林沒有從深圳紅會那兒得到潛在的器官捐獻者信息。“不再提供信息，可能和我們醫院不捐款有關。”姚林說，深圳紅會憑借所掌握的潛在捐獻者信息，要求醫院捐款。但讓姚林不滿意的是，“這筆捐款用途的明細，深圳紅會從未公開過。”
中國試點人體器官捐獻已3年有餘。如今，捐獻率不足百萬分之一，捐獻器官是一種稀缺資源。
王海波，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研究主任，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總設計師。他關注著社會各方力量對器官資源的爭奪。5月11日，在深圳召開的首屆中國人體器官獲取組織培訓會議上，他說，一旦有潛在供體(即器官捐贈者)之爭，就會令器官這種挽救生命的稀缺資源待價而沽。還有專家認為，一旦有了掌控資源的權力，就會產生權力尋租的“黑洞”。
器官因缺而貴
深圳最早開展了器官捐獻試點。高敏現在的工作就和器官捐獻有關。她是深圳紅會聘請的器官協調員，平日會去醫院宣傳器官捐獻，並和潛在捐贈者家屬商談相關捐贈事宜，包括經濟救助。
如今在深圳紅會有器官協調員3名，他們掌握著廣東大量的潛在供體信息。這些信息在中國成為一項極為稀缺的資源。目前，每年約有30萬人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但每年僅有約1萬人可以獲得器官並接受移植手術。
一起移植手術，醫院會收取高昂的費用。去年，廣州中山一院一名剛做完移植手術的病人告訴記者，他的整個醫療費用為100多萬元。各地的移植費用不盡相同。在南京，每例肝移植，費用為十幾萬元，但在一些地方可能是四五十萬元。
很多醫院的OPO非常希望從深圳紅會處得到潛在供體信息。一位專家表示，以腎移植為例，每一個腎源有幾百人在輪候。哪家醫院的OPO能得到捐贈信息，就可以優先在本院輪候的病人裡消化掉。
高敏獲得捐贈信息後，一般會通知廣州中山一院的OPO。不過高敏坦言，選擇將捐 贈 信 息 給 哪 家OPO，有合作習慣問題，但主要取決於“深圳紅會和廣東省紅會的決定”。
深圳紅會另一位器官捐獻協調員植瑞能也表示，在他開展工作的寶安區和光明城，如果發現潛在捐獻案例，會通知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的OPO，“這是紅會領導的指令”。
一例器官捐10萬？
早在2009年，孤身探索“器官捐獻”的深圳紅十字會，就與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開始合作。但到了今年5月下旬，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的OPO與深圳紅會的合作關係可能會中斷。該院一名人士說，與他們醫院合作的器官協調員，轉告了深圳紅會的意思，以後可能不會提供捐贈者信息了。
而在5月11日，該院OPO的主任霍楓教授還在公開場合表示，他們計劃每半年或一年向深圳紅十字會捐贈款項，用於器官捐獻者身後貧困家庭的救助。
該醫院內部人士告訴記者，深圳紅會要求醫院捐錢的理由是，要建立人體器官捐獻人道救助基金。
深圳紅會副會長趙麗珍曾告訴記者，他們2004年設立了一個針對住院貧困人群的醫療救助專項資金，目前主要是從這部分資金裡拿出一部分，用於器官捐獻的醫療救助。
廣州一家移植醫院的OPO工作人員表示，深圳紅會對於提供的捐獻案例信息，有具體的價格標準，平均每一例完成器官獲取的捐獻為10萬元。“但這筆錢具體怎麼用，社會並不知情。”
由於救助資金使用不透明，醫學界一些人士認為，紅會持潛在供體(捐獻者)資源，人為干預捐獻器官流向，並有為自己牟利之嫌。
近日，深圳紅會副會長趙麗珍否認了平均捐款10萬的說法。她沒有向記者透露要求捐款的具體數字。但她表示對於捐獻者的醫療(欠費)救助，主要依靠移植醫院的捐款。
對於捐款並不公開的質疑，趙麗珍表示，捐款的具體收支情況，包括工作經費，沒必要對社會公眾公開。（時間：7月9日 來源：濟南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