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寧縣的公民信用評級體系探索，儘管飽受爭議，但並不掩蓋其積極的社會效果。這樣一個覆蓋當地114萬市民的征信系統，一方面構建起了一個可以查詢、參考乃至信賴的信用平台，不失為破冰之舉；另一方面，這一系統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規範當地公民的社會行為，有助於倡導誠實守信的社會風氣。
特別是，在時下整個社會信用有所缺失的情形之下，睢寧的努力也就具有了格外鮮明的現實意義。信用問題從來不是孤立的、個體的、片面的，本來就應該呈現群體的、網狀的、雙向的關聯。也因此，政府在推動建設社會信用體系的問題上，理應首當其衝，責無旁貸，而不應該有任何推卸的借口。
不過，政府有責任推動，並不意味著政府就應該完全主導這一信用系統，更不意味著政府可以將本該由政府承擔的某些社會管理職能、公共服務職能等，強加於信用評級。
比如，居民信用等級一旦被評為D級，則將在資格審核、執照審核、政策性扶持、救助項目中，“原則上不予考慮”。換言之，D級居民將基本上無緣政府的公共資源，而這樣的制約顯然並不合理，也有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的嫌疑。畢竟，信用更多的是一種軟約束，並非法律審判，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力隨意剝奪他人法律賦予的權利。
又如，信用A級者在入學、就業、低保、社會救助等方面優先照顧；個人創業、經辦企業的，在政策和資金上優先給予扶持。這樣的獎勵性規定，同樣存在濫用公共資源的嫌疑，教育、就業、社保等，本應該是政府向民眾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並不應該被附加更多的先決條件，更不能作為一種籌碼進行有選擇的投放。
其他類似的強制性規定還有不少，比如，招商引資搞得好也可加分，利用網絡、短信誣告他人扣100分等等，這些規定給人的印象是，公民的信用成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工具，政府可以予取予求，而民眾則無可逃避，這顯然與信用體系建設關聯不大。
其實，政府在推動公民信用建設的時候，未嘗不可以加入一些“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內容，以此吸引更多的公民主動約束自己的行為，但是，這種獎懲也應該有一個度，不可覆蓋整個社會生活。尤其是不能將政府正常的行政職能、公共服務與信用評級混為一談，信用系統可以補益，卻不可以替代正常的行政管理。
一項覆蓋百餘萬人的信用評級體系的建立，固然有首創之功，但也應該參酌民意，進行完善和改進。與有論者提出的政府退出意見相反，我並不認為政府退出就能保障評級的公信力，恰恰相反，政府的強力介入乃是信用評級得以堅持的前提。
需要改變的是，其一，實際操作中，可以引入第三方機制，並擴大公眾參與，向社會公開相關信息，不僅要公布評級的結果，更要公開評級的過程，這樣或將消弭有關爭議；其二，增減相關內容，剝離行政管理、公共服務的內容，剩下來的才是真正的信用範疇。（時間：6月23日 來源：法制日報 作者：胡印斌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