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記者報道，江蘇睢寧全市114萬人每年根據分數，被劃為ABCD4個信用等級，然後享受不同的“社會待遇”。比如，A級者在入學、就業、低保、社會救助等方面，會得到優先照顧。此外，還有諸如招商引資能加分、纏訪鬧訪會扣分等。這種政府給百姓建立信用評級的做法，一經新華社記者報道，中國青年報消息稱，“再一次在全國範圍內引發爭議”。
如何建立全社會信用體系，什麼工作是政府應當做的、可以做的，什麼工作應當由社會各方面、各行業分頭去做，值得認真研究探討。
睢寧的探索，我估計很難在更大範圍內推廣。除了具體操作層面設計上有許多致命缺陷外，根本上說在政治理論上有不通之處。中青報6月24日報道，睢寧引發的爭議之一是，政府是否有資格將民眾劃分等級，並將社會公眾服務作為獎懲的手段？一位網民說：“市民納稅供養政府，政府受雇服務於市民。本應是市民為他們的政府雇員打分評級，反倒成了政府利用手中的公共管理權力，為主人評分評級。”誰是國家主人，誰是人民公僕，誰養活誰，誰為誰服務……這些涉及政治倫理問題。很多人明白家庭倫理是怎麼回事，誰是爹娘誰是兒女還是分得清楚，一到政治領域，一遇政治倫理，就糊塗了。政治倫理其實並不難懂，群眾路線自始至終講的就是政治倫理，只不過一些人沒有用心學習和領悟，或是揣著明白裝糊塗。這些問題不在此深談了，在此想談一個擔保問題，這是建立社會信用的重要一環。
同一天的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中國高中生美國做義工》。作者是天津市耀華中學高二(11)班孫燁。孫同學說，她在美國波士頓，做了一個義工，到幼兒園幫帶孩子。她去的幼兒園位於哈佛大學附近，3個班共約60個學齡前孩子，大多是華裔美國孩子。近20名來做義工的，也大多是黃皮膚、黑眼睛、和她年紀差不多的高中學生。義工的主要工作是在課餘時間帶著孩子們活動。據統計，做義工的志願者約占美國人口總數的60%，一些“熱門”的崗位需要提前很長時間申請，還要經過必要的考核，像幼兒園因為關係到兒童的保護與教育，就很難申請。孫同學寫道：“我之所以幸運地得到這個機會，是因為托尼(在美國的堂兄)已在那裡做了幾年義工並且表現優秀，為我做了擔保。”
中國現在似乎除了借錢需要有擔保之外，平時幹任何事情一般用不著找人擔保。1949年以前，中國民間是盛行擔保制的，比如新人到某處學徒或工作，有的地方要保人。前幾天，我和老父親閑聊，說起我爺爺在北平開過刻字鋪。那時，開這種鋪子可能要到社會局登記備案，需要有鋪保，幾家鋪子保你才行。不知道美國的擔保是怎麼搞的，但從中可以看到：有些事情需要第三方出面擔保，才能取得某種程度的信任。擔保人也不是什麼人都能當的，自己必須建立起良好的社會信用，並承擔社會信用風險。一旦被擔保人出了問題，肯定影響擔保人的信用。被擔保人因為擔保人的關係，一般也不太敢胡來。我們是否有必要在一些方面恢復擔保人制度呢？睢寧政府給百姓分信用等級，等於是一種變相擔保，政府充當擔保人。萬一打分不准或A級人幹了C級事，連帶政府信用也大打折扣，這個角色風險巨大。政府和組織還是不要什麼事都攪到自己頭上，因為出了事是要承擔責任的，包括歷史責任和法律責任。（時間：6月25日 來源：北京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