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南陽一對夫妻因為野豬糟蹋莊稼，三個月內獵殺8只野豬被判刑。被告人吳某犯非法狩獵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緩刑2年，被告人胡某犯非法狩獵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對國家造成的損失費用，賠償款人民幣4000元。庭審中，被告人吳某稱：“野豬給地裡莊稼糟蹋得非常嚴重，才滅了它。麥子損失了30多畝，吃得也沒啥了，100多畝玉米也被吃得70多畝絕收。現在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願意認罪認罰。”（澎湃新聞）
此類事件中，涉事村民很多都屬於是“被逼無奈”“自衛反擊”，其遭遇的現實威脅與困境，客觀存在、讓人同情。而這，也使得與之有關的案件審判，很容易被公衆置於更為苛刻的道德視角下予以審視。這從根本上決定，相關話題的複雜性與多元化解讀的可能性。
很顯然，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同樣敏銳地關注到其中的特殊性，被告一方也據此積極抗辯。所有這一切體現在判決上，就是多判處緩刑而非實刑。看起來，這是法官基於司法能動主義，合理運用自由裁量權，所能給出的最妥善的“結果”。然而，這種技術性的這種處理策略，并不足以彌合深層次的衝突，不足以回應那些根本性的質疑。無論是定罪緩刑，又或者是“定罪免處”，本質上都是“罪名成立”，這是否意味著否決了村民“避險”“自衛”的正當合法性？
如果認為村民“打野豬”的行為屬於“緊急避險”“正當防衛”，那麼就應該不捕不訴。然而梳理過往判例，我們發現，法院在此類案件中，基本都是對被告定罪判刑了的。這其中的法證罪推演是什麼？“罪”與“非罪”的界定邊界在哪？當然了，在野豬傷人構成“緊迫的威脅”的場景下，正當防衛的認定是沒有疑問的。與之相較，某些疑似“提前防衛”“主動防衛”則很容易被歸入“非法狩獵”的範疇。這其中的分寸，一般人或許很難拿捏。
我們知道，非法狩獵罪，是指違反狩獵法規，在禁獵區、禁獵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進行狩獵，破壞野生動物資源，情節嚴重的行為。其構成要件異常簡單，這也造成了某些司法部門在實踐中慣於機械套用法條來入罪。事實上，本著刑罰的謙抑性原則，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定罪量刑理應綜合考慮行為動機、主觀惡意、危害後果等各項因素來審慎判決。切不可枉顧立法本義，因從重從嚴追責而讓群衆面對野豬之禍時，陷入““打也不敢打，防也防不住”的兩難境地。
野豬泛濫成災，對於人豬大戰、人豬衝突案件的審理，更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更該在“寬嚴相濟”中發揮好司法對社會平衡的調適功能。在“緩刑與實刑”“罪與非罪”之間，必須有更深刻的法理思辨，必須有更充分的釋法說理。（來源：封面新聞 作者：蔣璟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