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極端的是，先逃後投案顯然比現場坐等警察抓捕的更惡劣，但按我國刑法前者算“自首”可從輕處理。其實，很多國家對自首都做了細化規定。比如，日本規定：犯罪人在搜查機關發覺前自首的，可以減輕刑罰。
不論是像藥家鑫那樣被警方問話之後自首，還是李昌奎迫於追捕壓力自首，都應在法律上有所區別，這才能讓普通公眾覺得法律的精微、公正。法律做到罪刑相當，也就不會有人打出“滿門抄斬”“自首是卑鄙的逃罪手段”之類的旗號，拉法治的倒車。
其次，就是法院判決抽象簡單，“不講道理”，不足以服眾的老問題。昭通中院一審認為：李雖有自首情節，但依法不足以從輕處罰，所以判死刑；雲南高院二審認為：雖然李罪惡極大，但有自首、積極賠償情節，所以死緩。這兩套“雖然……但是”人命關天，可都沒有把道理講到明處，怎麼就不該從輕，怎麼就該從輕？若是只有寫判決書的法官自己明了案子的曲折所在，卻惜墨如金不願向公眾闡明，那麼就為謠言預留了空間。
罪犯的死與活，當然應由法院獨立做出判決。但法院判決如何讓公眾信服，而不是損害司法權威，這是法官們必須直面的問題。死刑判決每每轉化為網絡大討論，是司法公信的危機。（時間：7月6日 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