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奎也好，賽銳也罷，殺人手段都是極為殘暴的，後果也是極為嚴重的，其行為毫無人性可言，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可想而知。同時，刑法規定，量刑時，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應相適應，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根據目前我國司法機關裁判死刑案時量化的原則，這樣的案件應執行死刑。重慶的鄒鴻成殺死一人還犯強姦罪，西安的藥家鑫殺死一人，均被判處死刑。若對李昌奎、賽銳不執行死刑，根據刑法適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原則，那麼，類似被判以極刑的刑事被告人就受到不平等對待。若這樣殘暴的行為不受到相應的刑罰懲治，那麼，就意味著，反正殺死一個人也好，殺死兩個人也罷，只要有自首情節，就可免死，我也可這樣做。大不了被判死緩，然後認真改造，可減為無期、有期，最終還有重返社會的機會。因此，這對犯罪人來說，無疑是一種輕判，起不到懲罰的作用，對即將犯罪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助長，甚至是放縱，刑罰也起不到威懾、教育的作用。
對本應依法懲治的犯罪人輕判，對於守法公民來說，也是一種扭曲的法治教育。因為類似的犯罪行為人並未受到平等對待，對法治的權威性、公平性喪失信心，刑罰不僅未起到鼓勵功能，反而民意會質疑司法公正。對受害人家屬來說，精神上得不到撫慰，不僅加深對犯罪人的仇恨，也產生了對司法機關的懷疑甚至敵意，刑罰的安撫功能和平息保護情感功能怎能發揮？
總而言之，刑罰必須與犯罪行為相適應，且任何人都得受到平等對待，卻不能拋開刑罰的威懾、教育等功能，而一味地高談什麼人權、人性。要知道，犯罪人殺人時，是對人權的尊重還是侵害，是人性還是獸性的殘暴？因此，評判一個行為，不能顧此失彼，而應堅持基本的原則，公平公正地評價並裁判。（時間：7月22日 來源：華龍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