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學校關停之後再來想安置方案，無疑程序失當。這傳遞的信息是，相關部門並沒有把打工子弟的求學問題，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當然，教育主管部門可以解釋說，他們有信心有能力在關停這些學校之後，解決所有孩子的求學問題，所以可以先關停。但這也可以理解為，把學校關停之後，先讓家長們自己想出路，如果家長忍氣吞聲接受現實，相關部門就“賺”了；另外，在學校關停之後再考慮安置問題，家長為孩子入學計，提的要求也不會太高，政府部門有安置的主動權，家長們只有被動接受安置方案，而且，還可能對這樣的安置“感恩戴德”。
這種先關停學校再安置學生的程序，暴露出我國教育決策的缺陷，即由行政部門主導決策，學校、教師、家長及相關社會力量沒有參與決策的基本權利。事實上，涉及眾多學校、教師和家庭利益的教育決策，必須有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政府部門應廣泛徵求意見，將草案提交學校、教師和家長們討論、聽證，最後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從目前的情況看，北京教育部門的通氣，並不表明他們公布的方案都得到了相關學校的認可。所以，在推進過程中，還可能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包括有的學校還會對打工子弟入學提出“五證”要求。
其實，教育決策的制度缺陷也是教育經費一直無法得到保障、教育公平難以推進的根本原因。包括打工子弟學校的出現，也是由於政府對義務教育的保障不夠，流動兒童無法進入當地的公辦學校，才有這些學校的湧現，替政府完成義務教育任務。
所以，若要保障每個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權，就必須建立確保政府部門履行教育投入責任的撥款制度，即成立國家教育撥款委員會和地方教育撥款委員會，負責確定教育撥款預算，並監督政府履責；建立每個受教育者（及其監護人）都能參與教育決策的基本制度，即成立校外的社區教育委員會以及在校內的家長委員會。所有事關每個受教育者權利的教育決策，都應當通過這兩個委員會的審議。如此，方可維護受教育者的基本權益。（時間：8月18日 來源：新聞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