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成介紹，去年出台的兩個證據規則，雖然主要是針對辦理死刑案件的證據規定，但是不僅僅限於死刑案件，而是多年司法實踐中對證據運用的一個總結。這次刑訴法修改過程中，吸收了兩個證據規定的精神和實踐經驗，擬將其納入法律，從立法層面完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修正案草案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告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違反法律規定收集物證、書證，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對該證據也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修正案草案規定，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由人民檢察院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經依法通知，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應當出庭。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
專家指出，通過程序設計使得司法機關嚴把證據關，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階段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形成法庭初步審查-控方提供證據-控辯雙方質證-法庭審查處理等一套完整的非法證據排除體系。有了比較系統的程序才能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落到實處。
曾有學者呼籲制定我國的證據法。對此，汪建成認為，證據放在什麼立法體例當中，不同國家有各自的做法。因為證據問題離不開訴訟程序，是在訴訟過程中運用的證據。離開了訴訟程序，證據就沒有寄身之所。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程序區別很大，證據的收集、證明責任、證明標準等也很不相同。比如關於證據的收集問題，在刑事訴訟中通過公權力收集，民事訴訟中是私權利來收集證據，公權力收集的證據排除規則，對私權利收集的證據就無法使用。目前來看，我國很難形成統一的證據法。（時間：8月25日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