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社會裡，人們都知道，沒有經過法院的判決和法律的允許，任何機關和個人不得限制他人的人生自由，而勞教制度公然違背的這一“約定成俗”的法律常識，不經過法院審理，而由沒有任何法律資格的“勞教委”直接“研究決定”，即可將公民的人身自由限制3年以下，這在任何法治社會裡幾乎都是荒唐的，而且極容易使其成為地方部門權力報復的工具，雖然多年來飽受公眾質疑，但卻一直在這種質疑聲中不斷的被使用。
就是論事而言，劉某某製造散布謠言，按照以往慣例，這樣的“罪行”通常都是行政拘留外加經濟處罰，即便是製造非典謠言情節嚴重觸犯刑律，也應當履行法律程序通過法院來做出處罰，當地政府何以不履行法律程序，快速做出“勞教2年”的行政處罰，這就很值得體味，我們不能說這是對造謠惑眾者的“報復”，但至少說這樣的處罰是欠缺嚴謹的。
官方給劉某某所定性的是散布謠言，擾亂社會治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應受到“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百元以下罰款”，無論如何也夠不上“勞教兩年”，即使再進一步按照刑法追究，這樣的“罪行”也有可能適用緩刑，絕不可能讓其失去兩年的人生自由。
“勞教”省去了許多應該履行的司法程序，是“人治”“權治”的綜合體現，成了游離於《憲法》之外的第二“現法”，成為保護官場利益而又不受法律約束的“家法”。這無疑是對我們眼下推進法治社會的嘲弄，《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其他任何法律法規都必須存在於憲法框架之內，然而，勞教制度卻像一只游離於憲法大海邊緣的兩栖動物，既啃食岸上的生靈又污濁大海的純潔，也嚴重玷污和傷害了法律的尊嚴，兩年時間不算漫長，但對於快速發展的社會來說，他也可能會改變人的一生，而這失去人生自由最沉重的兩年，卻被一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勞教制度輕易葬送，如果說非典病魔的嚴重傳染讓人害怕，但如此橫行且超越法律的勞教遠比“非典”要可怕許多。（時間：3月1日 來源：四川新聞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