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巧家縣某社區便民服務大廳發生爆炸案,造成4人死亡。當地政府很快就把嫌疑人鎖定為已當場死亡的趙登用,否認爆炸與當地徵地拆遷有關;並稱趙有“犯罪記錄”,其性格孤僻、言行極端,有報復社會的心理。當時,巧家縣副縣長、公安局長楊朝邦甚至以“局長的前程”來擔保,趙就是嫌疑人。
然而,趙登用是清白的,他只是本案的受害者之一。針對巧家縣公安局在此前的通報中因表述不嚴謹、不確切,而給趙登用及其家屬帶來的誤導和影響,昭通市公安局已做出了誠懇道歉。
除了道歉,更應該反思本案的前期辦理過程中,為什麼猜想走到了證據的前頭?為什麼在證據遠未達到“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法定標準時,司法機關就急於替當地政府“解圍”?
事實上,就在爆炸案發生前幾天,事發地就發生了因為徵地糾紛而故意焚燒摩托車的案件,所以當時輿論矛頭指向了當地政府可能的失職。但在未查清案情的情況下,官方卻以趙登用在網上的只言片語為依據,急忙提出“報復社會”說。
但是,警方所稱趙“有犯罪記錄”,只是因為打架被行政拘留過;至於他的所謂“言行極端”,不少媒體引用他的老師、鄰居的話稱他“為人憨厚”;再者,趙登用根本不懂爆炸技術,如何實施爆炸?在這些巨大的問號面前,“報復社會”說的證據鏈是如此弱不禁風,也牽連到當地政府和司法機關的公信。
現在真相大白了,趙是被人利用的“肉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真凶鄧德勇、宋朝玉正是因為“對被徵收土地和房屋補償不滿”才實施的爆炸,而案發之初巧家縣政府就堅決否定此案與“徵地”有關。除了對趙家的道歉、賠償,巧家縣有關負責人也應對這起惡性事件承擔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