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關於要不要收擁堵費，在不同城市，不同時期，都上演了較為激烈的討論。仇保興認為，收擁堵費是早晚的問題。從長遠看，這對個別城市來說確具有不小的可能性，但問題是，早晚都要收，并不等於現在就要收。
相較於“早晚要收”的表態，仇保興此次發言中，最值得的爭議的地方其實在於，將擁堵費遲遲未征收的阻力歸咎為：這是有人在“瞎吵”，是以民粹與情緒，代替理性和常識，讓具有遠見的管理者承受壓力。
不難理解，仇保興所稱的“瞎吵”，指的應該是許多人在收取擁堵費上表現出來的反對和謹慎態度。但不同意見真的是“瞎吵”嗎？暫且不論治堵必然是項綜合工程，具體到每個城市，交通擁堵的主要原因不同，治理方式也理當各有側重，單純從以倫敦收取了擁堵費來論證我們也應收的依據來看，也缺乏足够的說服力。譬如相較於國外，我們在交通布局、城市功能的優化上是否已做到足够好？收費用途能否保證足够的透明？擁堵費會否只會影響到私家車，而對公車缺乏制約？等等，這些“國情”恐怕不能不考慮。
并且，即使在已征收擁堵費的城市，仍存在巨大爭議。倫敦從最先提出征收擁堵費到最後“冒險通過實施”，經歷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時間。而在效果上，亦有相關研究表明，盡管倫敦剛開始收取擁堵費時車流量有明顯減少，但現今已基本恢複到原來水平，甚至形成了“越收越堵”的窘況。可見，收費的方式并不必然帶來交通擁堵的緩解。若事前缺乏充分論證并兼顧“國情”，一味效仿就不啻為冒險。
以此而言，對是否收取擁堵費，多一點異議和反對聲不僅無錯而且是必要的。再說，任何公共政策制定與實施，公衆參與討論，表明不同態度，不過是履行基本權利的一種表現，又何以成了“瞎吵”，“是以民粹與情緒，代替理性和常識”？難道只能有肯定意見？
這些年在不少重大公共政策上，都有各種意見的交鋒，這其實恰恰是進步的體現。正因為各方能够參與討論，表達不同意見，才能够真正通過博弈來獲得最大公約數，確保政策不至於太過偏離科學與民意的軌道。現在也早已告別了過去那種單純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拍板來形成公共政策的時代，這些年社會治理上的進步，應該說也與這種尊重民意和程序的政策制定習慣的養成有著重要關系。
制定公共政策，最怕的恰恰是粗暴的“閉門決策”，而非多元聲音的討論。擁堵費是否要收，應該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在有效的公共討論和論證後得出結論。而輕易指責不同聲音為“瞎吵”，更值得警惕。（來源：東南商報 作者：朱昌俊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