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鄲兩名交警與一老人相對而跪”事件有了新的進展——肇事司機被警方處以“扣12分、罰款1000元、暫扣機動車駕駛證六個月”處罰，而且其中一名下跪交警也表示“沒有想別的，就覺得穿這身制服要和老人平等對話”，但輿論對於警察下跪執法的爭論并未達成共識，焦點依舊是這一跪到底是人性化執法，還是消解了執法權威。
其實，在暴力執法、公權力任性新聞常見諸報端的背景下，民衆對執法者權威喪失擔憂的爭論，反而讓人看到某種驚喜。因為，人們會擔心執法者權威的喪失，那自然更會憂慮掌權者權力的濫用，而這種對權力客觀審慎的態度，正是我們正確看待權力、約束權力應有的認知基礎。
以邏輯分析此事，我們首先承認執法警察情急之下與為酒駕兒求情的老人街頭對跪，有著出於對長輩尊重的考量，但如果完全拋開執法者與被執法者的身份立場，單純以人與人之間、晚輩與長輩之間的倫理關系，甚至是警察的人性化執法作為思考和分析此事的落腳點，那不得不說如此“人性化執法”是對法律行為的極大誤解，更無助於汲取經驗。
僅把眼光局限於此事，民衆此番帶有無限善意和期待的曲解和美化，確實對兩位交警，甚至警民關系都有一定的好處。但是從長遠來看，其中隱含的對權力本質和執法行為的認知誤解，就將溢出負面效應了——警察的執法行為有時需要以這樣的舉動才能贏得民衆點贊；而如果執法者并沒有以這樣的方式，面對一個下跪求情的老人時，或許會受到輿論的指責，執法公正性容易遭道德議論消解。
這樣的權力關系和輿論生態是危險的，而它恰恰是我們習以為常的思維慣性造成的。而思量諸多下跪求情者，其根本動機不外乎兩個：一是下跪給執法警察制造輿論壓力，這是時下輿論監督被惡意利用的現實；二是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很多人相信，即使自己過錯在先，下跪求情的方式能有從輕效果。而這兩種方式的本質都是默認執法并非權威。
雖然廣泛參與的輿論對監督任性的權力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但這種監督也有著過猶不及的危險。比如事後邯鄲市交警官方解釋下跪是“為避免圍觀民衆產生誤解”，就是執法權威受輿論牽制的直接體現；而如果我們執著地把此類無奈且畸形的執法行為美化為人性執法的話，那可能成為“捧殺”執法權威的負面幫凶。
這種社會認知方式帶來的影響或許很難被直接發現，但執法行為與民衆輿論中的每次交匯，都必然會影響接下來的執法行為和決策方式。現代文明社會我們必須警惕任何不受約束的權力，但在日常的爭議性事件中，假如每一次的決定都得看輿論臉色，這或許無論是對具體個案的公平正義，還是對社會的法治文明建設來說，都將產生負面影響。（來源：重慶時報 作者：張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