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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7年“彭宇案”起，“扶老人”成為社會心病。 |
《杭州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日前由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為免除見義勇為者的後顧之憂，該條例規定，被救助人主張其損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應當依法承擔舉證責任；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主張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擔不利後果；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實、誣告陷害而發生費用的，有權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償。
杭州市出台的這一規定，再次被輿論稱為“好人法”。此前，深圳、北京等地也出台了類似規定。實際上，“好人法”只是對現行相關法律規定的重申、整合和細化。譬如，在《民事訴訟法》中，早就有“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的規定，即“誰主張、誰舉證”；再譬如，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幹規定》中明確指出，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
盡管法律已有明確規定，但“好人法”的出台仍有其必要性和積極意義。衆所周知，近年來，“老人摔倒扶不扶”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一些好心人扶起老人後反被指認是肇事者，雙方在“撞沒撞”問題上各執一詞。如果有目擊者或監控視頻為證還好辦，如果沒有，就往往成了一樁糊塗案。一方面，被扶者并沒有任何證據，卻理直氣壯地索要賠償，反倒是扶人者要四處尋找證據以證清白；另一方面，有些執法部門也“葫蘆僧亂斷糊塗案”，依據“合理推測”認定責任，最典型的莫過於：“你如果沒撞人怎麼會去扶呢？”“你如果沒撞人怎麼會墊付醫療費呢？”這種所謂的“合理推測”極其不負責任，讓扶人者有口難辯、欲哭無淚。
這說明，盡管法律已有明確規定，但有些民衆對“誰主張、誰舉證”原則仍缺乏足够的認識，有些執法部門也沒有按照法律規定來處理糾紛。這正是“好人法”的價值所在，它向社會公衆重申了法律常識，再次明確了舉證責任，進一步為執法機關處理這類糾紛提供了依據、確立了原則。而“好人法”的更大意義在於，解除了見義勇為者的後顧之憂，有利於社會道德風尚的弘揚。
當然，現實是複雜的，人性也是複雜的。應當承認，在這類糾紛中，有些是好心人扶人後反遭誣陷和訛詐，有的則是扶人者就是肇事者，卻不承認，反將自己打扮成見義勇為者而逃避責任。後一種情況意味著，如果肇事者無須自證清白，被撞者又找不到證據，明明知道扶人者就是肇事者卻無可奈何，他的權益將因此受到損害。
這無疑是“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一個缺陷，即，這一原則可能導致一些被撞者無法討回公道，吃了啞巴虧。如何看待這一缺陷？我們只能說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規則，任何規則都是有利有弊的，關鍵要看利大還是弊大。“救人者無須自證清白”是為了保證不冤枉一個好心人，避免見義勇為者被反咬一口，為此，只能讓一些被撞者吃啞巴虧，讓一些肇事者逃脫責任。
從這個角度看，“救人者無須自證清白”只是一種次優選擇，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在沒有更好的選擇的情況下，只能“兩弊相權取其輕”，這是我們為了保護見義勇為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來源：現代金報 作者：晏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