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汽車銷售商賣的是自己的車子，屬於行使“處理自己的財產的權利”，有權選擇自己的車子怎樣賣給客戶，符合市場投資和消費多元化趨勢，屬於自主市場營銷策略，本“無可非議”。比如，“針對公務員群體采取特殊政策，一方面是因需要建立品牌公衆形象，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公務員等群體社會地位高且收入穩定，二次消費和轉介紹能力強，值得投資。”但是，筆者仍然認為，營銷策略也不能游離於法律之外，不能偏離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否則，按照公務員身份推出“特殊政策”的營銷策略，違背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平等、無差別對待”的精神，可以理解為一種價格歧視。
說到底，營銷商看重的不僅僅是公務員的“品牌形象”和“收入穩定”，而是公務員手中的權力。一句“相對而言，警官證、法官證優惠幅度會更大”就足以證實筆者的判斷。畢竟，警官和法官手中掌握著偵查權和審判權，商家在經營活動中不可避免地要與警官和法官打交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旦發生糾紛，這些享受購車特殊政策和特殊折扣的警官和法官自然會“投桃報李”，給予這些商家法律上的特殊政策和特殊折扣。這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就會大打折扣。
由“公務員證折車款”，讓人想起行政級別貸款——“級別劃信用”。2006年，某銀行山東、河北等部分分行“下文”規定：級別相當於副處級(含)以上的人員，最高可循環信用貸款30萬元；科級則可貸20萬元；級別與一般公務員相當的人，則能貸10萬元。級別越高，信用越高，難道普通老百姓就沒有信用？這顯然是十分荒謬的邏輯。一個人的信用取決於一個人的品德，與擔保相聯系的還貸能力，與行政級別沒有必然的關系。明眼人一看便知，銀行看中的是級別背後的權力，即級別越高，權力越大，就越能實現資本與權力的雙贏。
我們社會的進步，是因為我們不再是依靠天生的身份與權勢，而是依靠我們自身的勞動，在契約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從身份到契約，我們人類的文明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然而今天，當我們看到在契約中某些商家憑借手中的財富公然對公務員身份格外恩賜，而對另一部分普通人群“懲罰”時，不能不感受到一種悲哀。
由此可見，“公務員證折車款”折出的不僅是簡單的營銷策略，當營銷商把這個社會的人群按照身份不同，貼上“官員”與“平民”等身份標簽時，就會將本已脆弱的人際關系撕開又一道新的傷口，與國家法治治理與和諧社會的目標南轅而北轍，這，不能不引起社會的格外警惕。（來源：錢江晚報 作者：楊立波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