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中央提出要把雄安打造成綠色智慧、生態環境、高端產業的創新城市，這個定位的意思是緩解北京人口的密集、交通的擁擠、空氣的污濁和資源過分在北京的集中，所以雄安的城市樣本應該與深圳和浦東是有差別的，雄安作為京津翼協同發展的定位考量，被稱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規劃好再開工建設，不留歷史遺憾。
這就要求土地價格必須控制好，不能使新區剛一上馬就淪為炒房樂土，前車之鑒，高房價的壓力會拖累城市發展活力。歷史上，創新大多在低成本住宅裡產生，像比爾•蓋茨的微軟建立在小旅館，喬布斯的蘋果誕生於車庫。
由於房地產的衝擊，我國實體經濟成本居高不下，人們的基本生存的住宅成本加大，既阻止了創新人才的聚集，又會影響消費，最終傳導到企業就發生了產品的滯銷，如此循環往複，對中國經濟正常化沒有一點好處。
當然，人性的貪婪和趨利本質在於有漏洞可鑽，炒房者的令利智昏是因為房地產沒有持有成本。雖然有關方面已未雨綢繆，嚴格禁止當地房地產交易，但雄安新區的建設不可能長期“叫停”，無論怎樣也離不開房地產開發的持續推進。“叫停”之後總有開放的一天，市場經濟環境下，扎緊制度的籬笆還需要對房地產市場用價格來調控，既是新區就可能成為試驗區。
比如，用有別於上海重慶的低稅率模式，對炒房進行高稅率來抑制；又或者采用房產稅等方式，從價格端為房產持有者追加成本，告別當下部分城市從限制需求端的強制措施，為雄安新區功能體現“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開辟一條創新實踐之路。（來源：新京報 財經評論人：許權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