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動力的決定性要素大概有兩個，一是立場，二是智慧。《人民的名義》和《我不是潘金蓮》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創作者對這個社會一目了然的政治善意。兩部作品都不是為了否定這個時代，不是要“黑”我們的國家，它們展示和揭露問題，都是為了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作品最終傳遞出來的不是沮喪和仇恨，而是正義和希望，是創作者的誠懇。
有人懷疑，這種作品能够問世，是因為作者幸運地拿到了“尚方寶劍”。而《人民的名義》導演李路明確表示他們沒有。相信馮小剛的劇組同樣沒有。成功的突破都要得益於操作的准確，要能與國家的政治脈搏協調共振，同時能把握“度”的分寸，充分調動支持突破的體制性力量。
《人民的名義》和《我不是潘金蓮》這種突破是影視創作全鏈條、包括監管部門的共同成就。這樣的互動會培育出一些積極性和責任感，這樣的突破再多幾個，整個行業的信心就有可能煥然一新，創造新局面的熱情或許會爭相噴湧。
相關體制是重要元素，但把所有問題都歸於體制，這個邏輯同樣會有問題。蘇聯時期出過很有影響的文學藝術和電影作品，到了俄羅斯時期，管理上“鬆多了”，但俄羅斯出了什麼好作品嗎？還有，伊朗管得很嚴，但伊朗的影視作品屢屢獲得世界級大獎。
盡量拓寬影視創作的題材，并且讓這一切在中國國家道路的框架下不斷豐滿起來，形成文藝創作與政治正確的良性循環，這是中國社會必須認真補上的一課。不過了這一關的現代中國將是不完整的，而為完成這一實踐做出了貢獻的編劇和導演們，以及與他們良性互動的管理人員，都非常值得社會的尊敬。（來源：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評論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