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娟的風評轉向，易讓人想起袁厲害。袁厲害24年收養了超過100名棄嬰，也曾被稱作“愛心媽媽”，但2013年初有媒體披露了袁厲害的“另一面”——將孩子以殘疾程度和相貌分等級；自購或自建房20多套；為維持好人形象裝窮等，引發輿論嘩然。
從袁厲害到李利娟，其可能存在的形象反轉，既點出了監督不到位下收養環境的不確定性，也直指救濟與收養方面制度的缺位。
首先，這些“愛心媽媽”收養上百名孤兒，看起來像是在兒童福利機構缺位的背景下“替制度盡責”。這倒不是說要政府包辦，而是說不能將公共責任轉嫁。要將合理兜底和對民間收養的規範管理監督結合，避免“政府解決不了”、“民間解決不好”。也只有保障得力、監督到位，才能約束“借收養謀私利”，避免孤兒的境遇完全受制於個人德行。
其次，現實中有些真的“愛心媽媽”收養孤兒確系出於善心，那也要為這些人道主義救助行為提供合法化渠道，讓其告別“非法而合理式的存在”。有專家就稱，家庭寄養優於政府收養，可當下收養門檻偏高；對那些有精力也有心“集中收養”者該提供資金、培訓，扶持她們建正規福利院，但這類引導鼓勵社會化參與的舉措也不足。
如今，武安官方已將“愛心村”孤兒統一安置，這是值得肯定的補救性兜底舉措。但毫無疑問，袁厲害、李利娟們從被盛贊到被質疑的背後，顯然該有更多“補牢”以防“亡羊”的措施。也只有盡早補上公共保障和收養制度仍存的漏洞，才能避免將孤兒置於個體灰色收養的不可測的風險中。（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