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作家陳宗海所寫《細讀三國一百年》中分析：（關羽）北伐的決策過程是這樣的，曹操漢中之戰失利後，立即命令曹仁在荊州方向發起一輪攻勢，目的是緩解關中合肥兩戰場的壓力，作為都督荊州軍事的關羽因為四方將軍任命一事，心裡鬧著情緒，又看到漢水流域突發大雨，造成難得的進攻機遇，幾個因素叠加就當機立斷，在來不及請示的情況下，率兵北上。
關羽北伐開始挺順，但後來孫權從背後襲擊兵力空虛的荊州，導致最終敗走麥城，被東吳俘殺，連帶漢中和荊州之間的上庸三郡也丟了，使諸葛亮“隆中對”待“天下有變”時從襄陽和漢中出兵的戰略規劃“失掉一翼”。因此，關公這次北伐，對蜀漢政權損害極大，這其中關公應負主要責任——如果聯想到劉備後來由此發動夷陵之戰，陣亡數萬人，元氣大傷，則罪責更大。
誠然，關公忠義形象在民間影響很大，在文化旅游業繁榮的今天，許多城市也都追風建設很多複古的雕塑和建築，但事實上荊州和關公“人城不能相得益彰”，荊州選擇關公作城市人文形象，實在是“追風”的敗筆。
荊州擁有2800多年的歷史，是我國第一批公布的24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不乏歷史文化名人，筆者對荊州印象最深的名人，不是山西人關羽，而是另外一位改革家：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內閣首輔張居正（1525年5月26日－1582年7月9日）。
張居正，其生於江陵縣（荊州），荊州至今仍有他的故居，他連續10年擔任明朝內閣首輔，改革著眼於吏治、官學、財政以及邊防四大方面，通過考成法與一條鞭法的相互作用，改善了積弊已久賦役問題，實現了財政上的開源。張居正去世時，國庫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可供五六年食用。
張居正采取富國強兵舉措，他的最大影響，不在生前，而在身後。張居正死後10年，日本權臣豐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鮮，妄圖以此為跳板進攻中國。明朝派軍和朝鮮軍民并肩作戰，經過7年艱苦戰爭將日軍逐出了朝鮮。此場勝利，背後依仗的正是張居正遺留的改革成果，史稱“張居正和豐臣秀吉隔空對戰”。因此，張居正是一位深刻影響了歷史進程的人物。
2009年，南京師範大學教授酈波在央視《百家講壇》主講《大明名臣：風雨張居正》，談到張居正勤於國事，日夜操勞，最後活活累死，眼含熱淚——這樣一位改革人物，在今天的改革開放年代，也許比關公更值得大家銘記，也更能代表荊州的形象。（來源：大衆日報 記者：周學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