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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流行品牌，中國貼牌製造。（資料圖片） |
生產成本的過快增長，就可能抵消勞動生產率的優越性中國企業要想獲得“話語權”，只能向產業鏈的上游走，獲取自主品牌和研發能力。“毫無疑問，難度會大於中國以往任何一次產業升級。”廣東社科院科研處處丁力說，“這將是‘中國製造’一次驚險的飛躍”
剛到夏威夷2個月的新移民米雪•梁(Michelle Leung)很快養成了一個與當地許多居民同樣的習慣：每週一次開車30分鐘前往郊區的超市進行瘋狂採購。在她拖回來的碩大塑料袋和牛皮紙包裏，餐具、毛巾、衛生紙、衣服、食品和調味品堆成小山，這些東西上面總有一個標簽在晃來晃去：“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
談起她所去過的夏威夷幾個大超市，米雪•梁說：“幾乎你能見的，你所能想的，90%都是‘中國製造’。”
然而，當物美價廉的“中國製造”像潮水般湧向世界各地的時候，也在無形中蘊藏了危機，這其中有自身存在的種種弱點，也有國際貿易大環境改變所造成的影響。
●“中國製造”的軟肋
中國製造的玩具占全球產量的70%，鞋類產品大約占全球產量的50%，彩電占全球產量的45%，空調占全球產量的30%，紡織品服裝貿易占全球的24%，等等。在多個行業中，中國都位居全球第一大生產國和第一大出口國。
這種具有壓倒性優勢的“中國製造”，具有一種共性的生產模式：利用自身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受國際大企業委託進行生產，具體如下：
美日歐國際品牌商(或大型零售商)定出技術標準，按照效率原則向不同國家和地區企業發出訂單；
日本、東南亞、中國港臺等地的企業成為訂單的第一承接人。研發、創新和部分生產環節被留在當地(ODM，原始設計製造商)，技術含量較低，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的生產環節則轉移到中國內地、越南和印度等地，利用當地勞動力和資源價格相對低廉的比較優勢進行貼牌生產；
貼牌生產的企業組織完成最終的生產過程：其資金有的來自日本、東南亞、中國港臺，有的則是本地民間資本；生產資料有的從境外採購，有的在中國境內採購，勞動力則來自中國內地的農村；
產品經過品牌商指定的檢驗機構認可後，被貼上品牌商的標簽，沿著品牌商所掌控的銷售渠道被擺上世界各國市場的貨架。
從上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初，這種貼牌生產的“中國製造”模式為中國GDP及外貿的快速增長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十五”期間，最具“中國製造”特色的加工貿易出口在我國出口貿易出口額中所占比例為55%左右。其中廣東省以其毗鄰香港的區位優勢成為中國貼牌生產最密集的區域。
經濟學家們看來，中國內地有效利用了勞動力及其他資源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在國際貿易中受惠；但也有人提出了質疑，在“兩頭在外”的生產模式下，中國代工企業只賺取少量加工費——根據廣東省2004年的相關統計，這類企業的工業增加值率只有22.8%。卻將耗能過大、環境污染和社會問題留給政府解決。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中國已有人探討‘中國製造’模式的轉型問題，時至今日這一轉型仍未能完成，而危害卻已經襲來。”廣東社科院科研處處長丁力說。
●巨額順差下的“雙失衡”
1994年至2005年，“中國製造”為中國帶來了長達11年的國際貿易順差。據海關總署最新數據顯示，2006年1至8月我國進出口累計順差已經增大到946.6億美元。
滙豐銀行的經濟學家屈宏斌認為，中國巨額貿易順差從根本上反映了全球製造業持續向中國轉移。對此，學者們並不樂觀，因為巨額順差已經對中國的宏觀經濟持續發展造成嚴重影響——外部經濟和內部經濟雙失衡。
“外部失衡表現為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內部失衡表現在儲蓄率過高、消費不足和投資低效。”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何帆說。
2003年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進出口總額和GDP之比)達到60%，2005年達到64%，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使得我國產品供給結構受國際需求和國際分工約束較大：一方面中國經濟更容易受到外部衝擊，另一方面過多投資進入加工貿易部門，導致產品結構長期保留在中低端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源密集型。
進一步看，“雙順差”帶來了長期的產能結構過剩和儲蓄過剩：國內需求難以啟動；外匯儲備大幅增長，又將繼續增大央行因對沖外匯占款而投放的基礎貨幣，目前我國外匯占款達到央行基礎貨幣投放量的60%，這將導致流動性進一步過剩，助長了銀行信貸的衝動，固定資產投資加快，導致產能過剩。同時，追求加工貿易出口還加劇了對資源和能源的消耗。
“巨額順差呈現剛性，這是由我國的經濟結構決定的。”何帆說。在他看來，順差的擴大還將繼續持續一段時間。
●“中國製造”的多重考驗
國際貿易摩擦升級、國際採購條件變更及人民幣升值壓力都在考驗“中國製造”的承受力。
商務部進出口公平貿易局副局長李成鋼日前指出，中國今年外貿依然強勁增長，全年貿易順差有望突破1200億美元，以及多哈回合談判剛被宣佈無限期中止，貿易自由化遭遇重大挫折，這些因素將使中國在今後一兩年面臨著比現在更為嚴峻的貿易摩擦。
中國貿易順差持續擴大，根本原因在於國際產業轉移所形成的“美歐消費、亞洲加工”的全球貿易格局，短期內迅速調整、實現貿易平衡的難度很大。
“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上漲將會導致中國對歐美出口競爭力下降，亞洲幾個經濟體有可能再次將部分產業往東南亞轉移，而且越南、老撾、印尼等在勞動力成本上有相對優勢。但是，目前與歐美順差的格局暫時還不會有太大的變化，貿易摩擦也依然隨之存在。”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亞非部副主任宋志勇說。
中國已經連續11年成為全球貿易摩擦最多的國家。去年，全球共採取反傾銷措施131起，其中針對中國出口產品的有40起。自中國入世至今年6月底，共有32個國家或地區針對我國發起“兩反兩保”措施調查288起，涉案金額71億美元。李成鋼談道，除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特別保障措施、反壟斷、337知識產權調查等這些常規武器外,各種隱蔽性強的技術性壁壘、綠色壁壘也在不斷出現，這有可能對“中國製造”更具有殺傷力。此外，貿易摩擦正由企業微觀層面向宏觀體制、制度層面延伸，例如歐美在人民幣匯率、勞工權利等方面向中國施壓。這一方面增加了中國應對的難度，另一方面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粗放型外貿增長方式亟待轉變。
自去年7月人民幣匯改一次性升值2%以來，人民幣在13個月裏的累計升值幅度為2%。月均升值僅13個點左右，月均升值幅度為0.15%。隨著貿易順差拉大，人民幣依然存在升值的壓力，美國和歐盟就此不時向中國政府施壓，這對中國出口企業形成很大的壓力。
●“中國製造”成本進入加速上升期
2004年下半年至今，原材料、能源、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的大幅上升不斷壓縮“中國製造”的利潤空間。目前，以“中國製造”主要基地珠三角為例，該地區企業在加工貿易中獲得的平均利潤率在3%~5%左右。丁力預計成本大幅上升將使企業利潤空間在3~5年內消耗殆盡。
“塑料的價格連年來大幅上漲，目前的價格上漲了1萬多元/噸，比去年又將近翻了一倍，但我們玩具出口價格上漲大約只有5%，企業陷入了生存危機。”東莞一家玩具企業負責人向本報記者大吐苦水。
國際油價從2004年由年初30美元/桶飆升至2006年上半年73美元/桶，對珠三角用油或石油副產品較多的陶瓷、建材、服裝、玩具等行業帶來很大困難；除石油外，其他資源性產品價格也呈大幅上升態勢，據IMF的初級商品價格指數，一季度非能源初級商品價格指數同比上漲14.4%，而鋁、銅、鋅價格漲幅分別高達27.5%、51.2%和70.5%。
土地和環保成本也呈現上漲趨勢。企業要加大在治理廢氣、污水和廢料等方面的支出。此外，勞動力成本也在大幅增加。為緩解2003年以來珠三角各地嚴重的民工荒現象，2006年9月1日開始廣東各地已經實施了省政府新頒佈的最低工資標準。根據該標準，各地市最低工資的平均漲幅超過18%，而深圳實施全國最高的最低工資標準810元/月，與此同時，位於長三角的上海、浙江和江蘇也不甘落後地將最低工資標準平均上浮了10%左右。
“這表明‘中國製造’的成本進入了加速上升期。”丁力說。
●“中國製造”將何去何從？
隨著印度經濟發展重點從服務業向製造業轉移，2005年超過2/3的外國投資進入了印度製造業。2006財年第一季度數據顯示，印度製造業增長率達到10年來的最高紀錄11.2%。
儘管在製造業產業規模上落後於中國，但是印度製造業出口的增長速度高於中國；而據一些學者推算，若干年後印度的壯年勞動力數量將超過中國，20年後“中國製造”或被“印度製造”所取代；但考慮到印度在基礎設施上的投入只有中國的1/7，欠缺完整的工業體系以及對國內產業的過分保護，這個目標可能被延緩。
瑞典貿易委員會副主席博爾耶•瑞辛格曾表示：中國內地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完整的產業鏈，使包括宜家在內的瑞典企業更願意在中國選擇代工廠。
學者們擔心的問題是，如果生產成本的過快增長，就可能抵消勞動生產率的優越性，畢竟越南的平均工資為35~45美元，合人民幣400元左右，大約是廣東省的1/2。
根據日本經濟學家青木昌彥的說法，在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利潤將沿著產業鏈流向上游的標準制定者；自主品牌和研發能力將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新的生產模式和利潤分配格局已經形成：美日歐國際品牌商(或大型零售商)掌握著渠道、品牌和標準。他們擁有最高的定價權，享受豐厚的利潤；產業鏈的中端，日本、東南亞等地掌握研發力量，擁有較強的討價還價的能力，並賺取研發費用；產業鏈的低端，中國企業利用生產要素廉價的比較優勢賺取加工費用。
“在經濟一體化下，中國代工企業已經不能被稱為‘世界工廠’，而僅僅是一個製造車間。”丁力說。
丁力認為中國企業要想獲得“話語權”，只能向產業鏈的上游走，獲取自主品牌和研發能力。“毫無疑問，難度會大於中國以往任何一次產業升級。”他說，“這將是‘中國製造’一次驚險的飛躍”。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