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模式
“國家預防腐敗局有可能借鑒香港廉政公署或者新加坡貪污調查局(CPIB)的經驗。”林喆分析。
事實上，近幾年來，內地的反腐敗機構與香港廉政公署的交流日益緊密，在交流經驗的同時，也加強了反腐敗合作機制。
其中，廉政公署下屬的防貪處與內地反腐機構的聯繫也越來越密切，不時交流分享防治腐敗的經驗，近年曾先後派員到訪內地的檢察院和監察單位進行交流，同時又獲內地不同單位邀請，特別就重大工程項目和招投標程式等分享經驗。
2007年初，香港廉政公署署長羅范椒芬應最高人民檢察院邀請，來內地參觀交流，同時，與中紀委宣傳教育室也進行了溝通和交流。
3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首席新聞主任陳潔雲向《暸望東方週刊》介紹了香港廉政公署的狀況。
香港廉署是伴隨著經濟起飛與社會發展而建立和成長的，廉政公署英文名稱的意思是“獨立反貪公署”，“獨立”乃是這一機構的精粹。在香港回歸前，廉署的中文名稱是“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廉政專員直屬總督，專門從事公私企業機構的反貪任務，擁有極大的權力。
成立於1974年的香港政府獨立反貪機構—廉政公署，以調查、教育和預防“三管齊下”的綜合性策略，全面治理貪污問題。
香港廉政公署下設三個部門：執行處、防止貪污處和社區關係處。其中防止貪污處有55人，占總人數不到5%，其職責類似內地的預防處。他們負責審查政府機關、公共機構和私營機構的規章制度和運行過程，尋找可能導致貪污的隱患，及時提出防止貪污的意見。
而該處一直以來透過定期審查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的規章制度，以確保及時堵塞可能導致貪污的漏洞，並在制度或運作上增加透明度與問則性，令貪污分子缺乏萌芽生長的條件，真正做到“防患於未然”。
防貪處成員中不少具有專業資格，如會計師、核算師、工程師、測量師和諮詢科技專才等，也有曾任職於不同五政府部門經驗豐富的行政或專業人員。因為他們對不同專業或政府各部門運作都有深入的瞭解，在進行防貪工作時，往往能夠收到更佳效果。
防貪首要任務是“源頭治理”，陳潔雲表示，防貪處是擔當“抓源頭”的“大旗手”，全力協助部門機構完善內部制度和系統，預防任何導致貪污腐敗的漏洞。
“以公營機構為例，廉署因各個部門的不同需要，“量體裁衣”地制定確切的防貪建議，概括來說可以歸納為三項大原則，分別是從簡、問責及透明”。
誠然，推動防貪工作並不能單靠廉署的努力，為此，廉署的策略便是與部門、機構建立夥伴關係，以導致“雙贏”的效果。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說：香港廉署成為獨特的例子，引證了透過與公、私營界別在各方面建立夥伴關係，可更有效對付貪污。
《解密香港廉政公署》一書的作者、鳳凰衛視言論部副總監何亮亮的《暸望東方週刊》表示，廉政公署在香港成為一種制度、一種體制，受世界關注，關鍵在於它的獨立性。
“廉署是完全獨立的，只從屬於行政長官，廉署不屬於政府，其成員的待遇比照政府官員，如此則不受政府其他部門的牽制與干擾，可以充分行使其反貪工作的權力，而廉署人員也不會有後顧之憂。”
廉署享受其獨立性的同時，也受到香港法制的制約。“在立法會還有專門監察廉署的專門委員會，市民如果對廉署有任何投訴，可以找這個委員會。”何亮亮說。
新加坡經驗
新加坡是舉世公認的廉政之邦，人們耳熟能詳的是“高薪養廉”，但在高薪背後，還懸著一把利劍——新加坡貪污調查局。
新加坡貪污調查局，簡稱CPIB。這個已有55年歷史的機構在成立的最初幾年作為不大，主要原因在於官方缺少一部有效力的反對和防止貪污的法令，而且官官相護。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59年新加坡實行自治以及人民行動黨執政後才開始改變。
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提出：新加坡的生存以來于政府的廉潔，只有這樣才能促使社會穩定，形成良好的外國投資環境、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很多專家都分析認為：特殊的地位、充分的權力、簡化的辦事流程、強有力的預防措施和有效的制衡機制，是CPIB所向無敵的法寶。
CPIB設有專司預防貪污的部門，負責審查和研究那些容易發生貪腐行為的部門，其管理和工作程式上存在哪漏洞，並提出相應的整治措施和建議。該局還參與國家官員的任命考察，以確保那些有不良記錄的人不會被任命到重要的工作崗位上。CPB的官員經常與公務員談話，向他們宣傳腐敗行為潛在的危險，並對他們提出如何避免捲入腐敗案件的建議。
自成立以來CPIB處理了多起貪污受賄案件。新加坡環境發展部前政務部長曾接受了印尼商人贈送的7張機票，攜帶家人旅遊，被發現後不僅被撤職，還被判刑4年。原國家發展與建設部部長鄭章遠算得上是新加坡的開國元勳，曾為“政府組屋”建設立下汗馬功勞，CPIB發現他兩次受賄50萬元，但他拒不承認，最終在鐵證面前畏罪自殺。
近年來，國內派出不少團組赴新加坡取經。上海市檢察機關、南昌市紀委都曾組團赴新加坡交流廉政建設。
中國特色的預防模式
國家與腐敗局將採取何種預防模式，是香港？還是新加坡？
曾經參與討論國家預防腐敗局籌建的專家表示，國家預防腐敗局運作模式，不同的選擇將關乎今後運作的成效。
而在目前上報的方案中，兩種模式成為反腐專家討論的焦點，一種模式和目前各部委模式類似，通常一個副部級行政機構編制在110人左右；另一種模式與香港廉署相似，對應於不同行業和領域，由一個劃分不同專業的專家組成。
知情人透露，在討論中不少反腐專家建議和香港廉署相似。據悉，中紀委近期在北京先後三次召集智囊研究機構和高校的專家學者，座談十六大以來反腐倡廉理論與實踐，聽取專家學者的意見和建議。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監察部副部長陳昌智向媒體介紹，成立的國家預防腐敗局主要職能是進行宣傳、教育，進行制度的建設、機制體制的創新，以及在反腐敗上抓一些源頭性的工作。
閆群力表示，新成立的國家預防腐敗局其工作重點在於“預防”。 主要只能是進行宣傳、教育、制度建設、機制體制的創新。
“新成立的國家預防腐敗局將擁有更廣泛的職能和權力。”林喆認為，設立高級別的國家預防腐敗機構，正是在於能夠實現在政策制定、措施落實等方面的統一、高效和權威。（來源：暸望東方週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