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22日電／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召開裁判文書通俗化研討會，成立判決書校核室，聘請8位各大出版社的高級校對，對判決書文字及其通俗程度進行把關。（3月21日《北京青年報》）
新京報今日發表社論指出，此舉以司法便民為初衷，反映法院已較好地體察到民眾置身訴訟時某些“公正焦慮”，並力圖改善之。然而，判決書淪為遭媒體質疑的“天書”，恐怕其中的問題，不僅在遣詞造句，更在內容邏輯。
司法審判無非是在查明爭議事實的基礎上，根據相關法律做出裁判。表面看來，“事實———法律———裁決”三者似乎足以構成判決書主體。其實不然。在事實與法律的各自內部，以及“事實———法律———裁決”彼此之間，還存在著意義深遠的辨析、推論、衝突與導引。如果缺少這些連接點和支撐，在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認定事實與法律依據之間，在備選法律和引述法律之間，將橫亙一條巨大的邏輯鴻溝，使判決書貌似純粹、宏大而嚴謹的“事實———法律———裁決”表述體系，將從內部陷於支離破碎和傳遞癱瘓。至於判決書不易看懂、說服力差、司法資訊不對稱等現象，則不過是這種內部邏輯鴻溝通常對外顯現為語意斷層罷了。
社論說，中國現行判決書的通行寫法正是“三大段”：先詳述當事人訴訟請求，再概述法院認定事實，最後簡述法律條文並下判決，在文字篇幅比例上，各部分往往呈遞減之勢。當事人手拿判決書，雖然一字一句讀得懂，但要整體理解起來，心中那塊“邏輯的石頭永遠落不了地”。
比如：既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法官為何如此取捨就斷定了事實？代理律師在法庭上發表的某條意見很有道理，判決書中為何根本未提，是法庭不予採信還是法官壓根沒聽到？合同法和消法對此都有規定，判決書為何依據前者而不考慮後者？別說常人，就是滿腹經綸的國學家抑或通曉律條的法學家作為當事人，也要懸疑不解，關“用語不夠白話”何干？
在普通法世界中，能寫一手好判詞實在是法官的硬功夫。從雷德到丹甯勳爵，著名法官們有一個共同特點：經典判詞如輝煌路標成就了他們司法生涯的盛名，但其真正贏得當事人與法律界認可的地方，並不在於用語通俗，而是說理透徹，鞭辟入裏，以強大的邏輯、完整的分析、精細的辨別，明明白白告訴當事人：為何如此認定事實、何以適用此條法則，甚至連其本人的分析方法、思維困惑乃至如何迷途知返，都寫得清清楚楚，為此不惜借用拉丁古語。在他們看來，當通俗籠統與準確嚴謹發生衝突時，後者的意義無疑更為重要，而這正是當事人想要的。
社論指出，此外，從出版社聘請高級校對審校判決書的做法，似也存疑。審校裁判文書應是法庭書記員的分內之責，一旦生效裁決書出現筆誤，相關人員要依法負責，而兼職校對者不在法定崗位，如何擔此重責？更重要的是：一則判決書在公佈前應屬司法秘密，即使下判決後，其內容也可能涉及個人隱私，法律禁止任何案外人知情，專業校對者也不能私窺其內容；二則某些確實無法通俗化處理的法律名詞，恐怕還得有勞承辦法官與專業校對者仔細磋商後再行定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