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人與國家的背離：以前，美國人曾樂觀地期待全球美國化﹔如今卻是美國全球化。美國全球化的結果是很多美國人並沒有從近年的經濟增長中獲利，這是美國存在強烈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思潮的根源﹔不僅如此，針對歐美國家進行恐怖襲擊的不再是中東的原教旨主義分子，而更多是本國公民，因為他們更認同本· 拉登代表的意識形態而非所在國家的意識形態。此外，國家認同危機也表現在宗教的國際化和政治化上。
第三，經濟與安全的分離：舉例來說，中美關系某種程度上是經濟合作而安全對峙，這代表了人類發展的兩股相悖的力量。美國通過戰略經濟對話已經在探索與中國共同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另一方面則加緊構建針對中國的戰略同盟、地區安全秩序，某種程度上甚至對抗亞洲經濟一體化以確保自己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這給世界帶來了不安。
第四，供給－需求的分離：在政治安全領域，美國仍然是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供給方，但世界政治、安全的需求卻是全球性的。在經濟領域，投資－儲蓄的矛盾同樣昭示世界的失衡：全球大部分地區都出現了儲蓄遠遠高於投資的情況。可見，人們普遍對未來的預期不確定。與此同時，美國吸收了世界其他地區約３?４的過剩儲蓄，而發展中國家的全球購買力份額將超過一半。
第五，人口－技術－資金的分離：《2007全球經濟展望：應對下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報告指出：“人口趨勢將成為未來事態發展的一個主要的推動力。地球上的人口預計將從現在的65億增加到2030年的 80億。每年平均增加6千多萬，而這些人口增長有97％將來自於發展中國家。歐盟和日本的人口可能會減少，其他發達國家的人口增長主要是來源於移民。全球勞動力將從現在的30多億增加到2030年的41億，增速高於人口的增長速度。”這一方面說明世界仍將進步，但同時也預示著一個矛盾現象：不論是移民還是大部分新出生的人口，他們在掌握作為增量的技術和資金方面處於不利地位，也就是說，世界經濟發展的動力——人口、技術、資金是不匹配的。全球金融自由化和技術擴散如何適應人口的流動和分布局面，將長期考驗全球化穩定發展的未來。
以上五點，集中一點是美國霸權與國際秩序，亦即美國霸權的雞肋效應：美國霸權如今集中體現為美元霸權﹔美元霸權一方面無可替代，另一方面又成為我們時代的痛。未來中國的挑戰是如何處理世界的美國“不良資產”問題，其中也蘊含著中國崛起的機遇。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中美關系大局等等，都必須放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下進行考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