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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前來參加開館儀式的“慰安婦”林亞金（左），韋紹蘭（中）及其日本血統的兒子（後），萬愛花（右）。 |
她們曾有一個共同的稱謂：“慰安婦”。對她們來說，那場戰爭並沒有結束，來自身體與心靈的傷痛，直到生命結束那一刹那方能終止
7月5日，中國“慰安婦”資料館在上海師範大學開館，這是繼韓國首爾、日本東京之後，全世界第三個有關“慰安婦”的紀念資料館。
資料館展示了“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歷時15年調查研究所得的各種資料，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個慰安所——大一沙龍裏的富士山木雕、門板等實物證據，還包括當年日軍士兵強姦中國慰安婦使用過的避孕套和其他資料，還有大量關於慰安婦研究的影像和圖書資料。到目前為止，這些證據首次向社會公開。
參加開館儀式的有請來的中國“慰安婦”對日訴訟第一人萬愛花；曾作為原告走上日本法庭的海南黎族受害者林亞金；最近被發現的廣西桂林倖存的“慰安婦”韋紹蘭和她日本血統的兒子；還有李碧華的紀實文學《煙花三月》裏主人公袁竹林的養女，和一直在推動對日訴訟的王選及旅日中國電視人朱弘。
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領事鶴岡千晴、副領事西野幸龍突然出現在資料館內，在蘇智良的陪同解說下，他們一個展板一個展板地看過去，並不停地拿筆記錄。足足有半個多小時，副領事邊看邊記錄。臨走前，鶴岡千晴在入口的“慰安婦研究”圖書義賣處停住，他看到牆上的文字說明：售書款將全部捐給慰安婦資料館。翻閱一會，他掏錢買下了一本書。
袁竹林 湖北 已故
2006年3月29日，84歲的袁竹林因腦溢血昏迷不醒在廣東湛江去世。第一時間接到袁竹林養女程菲(小毛)電話的李碧華心亂如麻，接連寫下兩篇博客，“祝老人平安上路，忘掉今生恩怨情仇，一切解脫了。”
1992年，袁竹林的養女程菲在《羊城晚報》上看到一篇名為《索賠潮起於民間》的文章後致信作者童增，詢問如何替有“慰安婦”經歷的養母袁竹林向日本方面索賠。
1998年8月，應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何俊仁邀請，童增帶著袁竹林和養女程菲以旅遊者身份參加了香港“九一八”研討會。在童增的勸說下，袁竹林召開了新聞發佈會，含淚把自己隱藏了50年的被迫當“慰安婦”的經歷徹底公開。她的故事深深打動了為香港《壹週刊》雜誌寫專欄的作家李碧華，接下來，李碧華對袁竹林進行了專訪。
不久，李碧華連續發表了《竹和葵在天涯》、《火澤睽》兩篇報導。袁竹林參加了由加拿大史維會主辦的會議，她代表中國“慰安婦”，與菲律賓、韓國受害者一起出席作證，在加拿大引起了強烈反響。
袁竹林1922年5月16日生於武漢，父親袁勝階，母親張香之，她是3個女兒裏最大的。因家庭生活困難，父母把3個女兒都送人做了童養媳。15歲時袁竹林結婚了，丈夫汪國棟是汽車司機，兩人婚後感情很好。
但袁竹林沒有想到，結婚才一年時間，日軍進攻武漢。汪國棟奉命轉移到四川重慶，把袁竹林留在了武漢。認為媳婦在家吃白飯的婆婆強逼袁竹林另嫁他人，和一個叫劉望海的人結婚。17歲時，袁竹林生下一個女兒，取名榮仙。
戰亂中的武漢經濟蕭條，找份工作很難。1940年春，一個叫張秀英的人到處招旅社清潔工。袁竹林信以為真，和其他幾個女孩子一起報名參加。就這樣，張秀英領著她們坐輪船到了鄂州。
沒想到一上岸，端著刺刀的日軍士兵就將她們帶到一座廟裏。一進門老闆就命令她們將衣服脫光，檢查身體。袁竹林不肯，張秀英的丈夫就帶人用皮鞭抽打。身體檢查完畢，老闆給袁竹林取了個日本名字“嗎沙姑”。把她安排到一間七八個平方的小房間，裏面只有一張床，一個痰盂。
第二天早晨，房門口掛上了一塊六七寸長、2寸寬的木牌，上面寫著“嗎沙姑”。這天上午，門外就來了大批的日本兵，每個房間門口都排起了長隊。“第一天我……足足遭受了10名身強力壯的日本兵的蹂躪。一個日本兵進入房間，在裏面總要30分鐘。一天下來，連坐也坐不穩，下身疼痛像刀割一般。”
就這樣，袁竹林和其他幾十個姐妹，成為日本兵的性奴隸。慰安所裏的一日三餐，由老闆雇傭來的一個中國廚師料理，品質差，數量少。她們要洗澡卻沒有地方，只能在廚房的木桶裏輪流洗。
常常有軍官要求陪夜，一小時，二小時，甚至整夜的都有。來了月經，老闆也不准休息，日本兵照樣擁入房間。剛進入慰安所，老闆就逼著她們吃避孕藥。按照日軍規定，士兵必須用避孕套，但很多士兵知道她是新來的良家婦女，不會患梅毒，便有意不用避孕套，過一段時間後，袁竹林就懷孕了。
懷孕後日子更苦了。袁竹林試圖與一個被日本人叫做“留美子”的女子逃跑，結果沒跑多遠，就被日本士兵抓了回去。日本士兵抓住袁竹林的頭死命地往牆上撞，鮮血直流，從此她落下了頭痛病。她肚裏的孩子也被迫做掉。
不久，鄂州日軍軍官藤村看中了袁竹林，讓慰安所老闆把她送到自己住所。不久，藤村又把袁竹林送給了一個叫西山的軍官。1941年左右，袁竹林得到西山的允許回家探望，才知道父親已經因餓至死。丈夫劉望海也找不到了，袁竹林只得回到鄂州。
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時，西山要袁竹林跟他回日本，或者去石灰窯(今黃石市)投奔新四軍。而此時的袁竹林只想找自己失散的母親，因此她回到了武漢，在母親的家鄉——武漢附近的一個山村，找到了母親。從此，母女二人靠洗衣、做臨時工維持生活。
1946年，失去了生育能力的袁竹林從朋友那兒抱養了一個才出生70天的女孩做養女，起名程菲。1949年，袁竹林回到了武漢，住在吉祥裏2號。對自己遭受的苦難，袁竹林閉口不提。但生活的平靜被打破了，母親在里弄的憶苦思甜大會上講出她被日本人強逼為“慰安婦”的悲慘經歷。巷子裏的小孩常追在她後面罵：“日本婊子”。
1958年，因慰安婦經歷，袁竹林被居委會強行吊銷戶口本和購糧證，住房也被沒收，逼著她去黑龍江北大荒插隊勞動。就這樣，袁竹林在北大荒米山建設兵團整整呆了17年，種苞米、割大豆，過著缺柴取暖、缺衣少食的生活。“那裏天寒地凍，一個月只有6斤豆餅，養女餓得抓泥巴吃，嘗遍人間的千辛萬苦。”1975年，農場有個叫王萬樓的幹部見她實在太可憐，幫助辦理了手續，讓她回到了武漢。
回到武漢後，袁竹林和養女完全靠打工為生。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袁竹林的養女程菲拿著母親的遺物哭著說，“母親吃的苦太多了，她一生全毀在了日本鬼子的手裏了，經常做惡夢，又回到了那個慰安所！因為日軍的毒打，她每日都要頭痛，頭痛時不能入睡，就一把一把地吃安眠藥，每晚也只能睡兩個小時，大半夜就這麼坐著，一直到天亮。”
2000年，李碧華在已發表報導的基礎上，創作出版了《煙花三月》，並把這本書的稿費捐給了大陸的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和臺灣的婦女救援基金會，委託兩家單位資助生活困難的“慰安婦”們。
2006年2月，採訪過袁竹林的蘇智良、陳麗菲教授致電正在病中的袁竹林，詢問她是否願意接受日本亞洲婦女基金會的一筆數額達2萬美元的撫恤金。這個基金會是在日本國會拒絕通過謝罪議案和立法撥款向受害人賠償的前提下，1996年由日本多個企業財團捐資10億美元成立的，由前首相村山富市擔任會長。
對經濟困難、病重的袁竹林來說，2萬美元並不是一個小數目，但袁竹林卻拒絕接受這筆錢。
一個月後，袁竹林在武漢一家醫院的病床上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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