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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解嚴二十年，民間已經逐漸走出了戒嚴的陰影，但政府還有部門仍未走出戒嚴的窠臼，還在吞噬台灣的自由和民主價值。 |
中評社台北7月15日電（評論員 李華球）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台灣解除戒嚴，終於結束了三十八年的威權戒嚴體制。二十年來台灣民間已經逐漸走出了戒嚴的陰影，當我們正要慶祝解嚴二十周年的此時，卻發現政府還有部門仍未走出戒嚴的窠臼，還在吞噬台灣的自由和民主價值。這難道是台灣的悲哀？還是觀念和制度使然呢？
極為諷刺的是，近日傳出“國防部長”李天羽內部講稿出現痛批“部分媒體遭中共收買，並做其同路人……”的論調。我們驚訝的是，在21世紀的時代，各國隨著軍事事務的革新，都已經逐漸步上軍隊國家化了；亦已接軌國際潮流實現軍事現代化。
但是看到台灣“國防部”的高司幕僚，竟然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之下，驟下斷語批判媒體“與共謀皮”的演講擬稿。由此可見這些幕僚的心態和觀念，還停留在戒嚴的封閉時代，還沉醉在“漢賊不兩立”的年代。戒嚴時期軍中對中共的教育是，經由“匪情教育”到“敵情教育”，解除戒嚴後到現是“大陸研究教育”，但這似乎還沒有使台灣的軍方走出“敵視”的眼界。
不久前，筆者參加一場思辯中共黨建工作的現況、困局、趨向的座談會。當天我提出一個觀點：我們究竟以什麼樣的態度來討論和研究中共？當他是敵人？或當他是朋友？或者兩者皆有？結論是：不管研究的態度是什麼？重點是，我們應該抱著：“客觀地大膽假設”和“主觀地小心求證”的觀念和態度，務實而又具體的推論研究，才能窺探其中的堂奧，否則都將落入似是而非或敵視厭惡的情境，而做出非理性的以假亂真的誤判和誤導。
此次台灣“國防部”高司幕僚的演講擬稿，如果不是為了揣摩上意討好長官，那就是犯了誤論和誤判而誤導的謬誤，這是極其嚴重的失誤。而這也就是觀念跟不上時代和制度的保守僵化使然。筆者曾經在軍中服務很長的時間，可以體會幕僚的不好為與不易為，但我們要指出的是，在上位者的一舉一動，都是部屬的典範和觀察的動向。因此，有什麼樣的長官，就可能會有什麼樣的部屬。
此次事件，雖然傳出李天羽在批示講稿當中已經發現問題，沒有在演講中說出“重話和錯話”。但令我們不解的是，軍聞社的記者卻可以不查的原文照登，這中間的過程和責任歸屬，應該如何檢討和追究，正是本事件的重點所在，殊值政府各部門引以為鑒。
走過解嚴二十年的此時，看到這樣的新聞和社會亂象，不禁令我們想起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這是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回首戒嚴時期所發生的種種慘痛的教訓，固然有其時代的意義和教育的作用，但畢竟台灣已經度過了史上最久的戒嚴期，應該往前看，向前走，更積極的追尋台灣的新方向。
因此，台灣要追求和前瞻的是，如何使台灣的自由和民主，能夠在自然和自主的情境之下，讓人民不再驚憂，下一刻的言論自由，是否依然可以燦爛遨遊；媒體第四權的聲音是否依然鏗鏘有力。這才是慶祝解嚴二十年的意義所在！（作者李華球 現為中評社駐台時事評論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