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以上述演變過程為參照系，《檢証戰爭責任》對日本“戰爭責任”的分析處於什麼位置？
步平：《檢証戰爭責任》將日本的“戰爭責任”加以分解，認為日本的政治軍事的指導者、軍人、媒體分別對局面的形成應承擔不同的責任。這種認識的特點一是將責任分解到個人，二是將一般的日本人作為導致戰爭失敗的指導者的“欺騙”對象，以受壓制和受欺騙的被害者的立場對戰爭責任進行的追究。
《檢証戰爭責任》對日本“戰爭責任”的思考是上述從政治與法律層面徹底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的組織與團體早已進行過的，他們的反思甚至更深刻。但作為過去一直以保守面目存在、而社會影響力又很大的《讀賣新聞》進行這樣的驗証，則有著積極意義。《讀賣新聞》主筆渡邊恆雄先生在這本書中這樣說：對於戰爭責任進行政治與道德性的判斷是必要的，這樣困難的課題必須要提出來，應由日本人自己首先對日本的戰爭指導者的政治道德性的責任進行檢証。從中可以看出以渡邊先生為代表的一批日本知識分子的苦心。
記者：《檢証戰爭責任》是否存在缺憾或不足？
步平：首先，《檢証戰爭責任》側重於追究個人“戰爭責任”的方式，與戰爭被害國的人們把日本整體作為戰爭加害國的思考角度是不同的。這種單純追究個人的“戰爭責任”，有強調事件偶然性的危險，有在某種程度上削弱國家“戰爭責任”的危險。
其次，這本書在對各種人物的“戰爭責任”進行了具體分析後，將“戰爭責任”歸納為政府首腦的“缺乏國際感覺”、軍事指導層“一系列的判斷錯誤”等，而普通日本人則是受這些官僚與軍人的愚弄，甚至天皇也是被這些人架空。這種檢証就很難說是全面和科學。
還有個問題是要警惕“無構造歷史觀”的影響。所謂“無構造歷史觀”，是指在研究歷史問題的過程中，以進行微觀的實証研究為理由，強調各事件之間的非連續性、偶發性、外因性，而回避諸事件之間的必然的聯系與事件的必然性。《檢証戰爭責任》對許多歷史過程比較側重從偶然性的角度進行分析，而從近代日本的發展過程來看，用偶然性顯然不能科學地解釋歷史。
記者：您還有什麼話需要補充？
步平：作為中國學者，我固然對《檢証戰爭責任》這本書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有的意見甚至是針鋒相對的。但我也承認：日本知識分子在新民族主義勢力抬頭、政治總體右傾化的環境下，能夠大聲疾呼日本的“戰爭責任”，這不是依靠“匹夫之勇”就能夠做到的，還需要深刻的思辨能力。我們希望《讀賣新聞》將這本書的出版作為向
“戰爭責任”進行檢証的第一步，期待今後他們能走出第二步、第三步。同時，中日兩國學者目前正在進行共同歷史研究，這一共同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相互了解。因為沒有相互了解就不會展開討論，而沒有討論，就沒有相互間的理解，沒有相互理解，就沒有中日關系的未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