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1日電／前“司法院長”翁岳生特別費案，最高檢特偵組不予起訴。理由是：須單據部分，未查獲以他人單據報銷；不必單據部分，則因“支出多於報領，無法查出私用”，亦即採“大水庫理論”，據以認定無犯罪嫌疑。
迄今為止，“國務機要費”弊案及首長特別費案，除了吳淑珍（陳水扁為共犯）、呂秀蓮、游錫堃、陳唐山、許陽明等人，在須單據報銷的部分，因持他人單據報銷遭起訴外；只有馬英九一人，在不必單據的部分遭到起訴。也只有馬英九一人，依法令具領的行為被侯寬仁檢察官認定是“欺瞞會計人員進行詐領”；且既不對馬案適用“大水庫”觀念，亦不採“毋庸自證無罪”的原則，更不用說採用南檢給許添財的“不必單據部分乃實質補貼”的法律見解。
台灣聯合報今日發表社論表示，“檢察一體”所產製的司法正義，竟是唯獨懲罰馬英九一人；且是在全案並無急迫性的情況下，堅不同意與其他案件同步偵結，必欲先予起訴。而在第一審法院判決馬英九無罪之後，檢方仍無視於執法的歧異與不公，又急切地提起上訴。“檢察一體”，竟然彰明昭著地出現“多重標準”，若謂背後沒有政治因素，或此種執法手段不會發生政治效應，孰其能信？
起訴後，馬英九即完全遵從審判程序，每次均按時出庭；相較於大選對手雖有諸多偵查中的案件纏身，卻可不時指摘檢方；或者實際主導民進黨大選議題的陳水扁，有各種方法拖延“國務機要費”弊案審判；其間的落差，已使司法的公信力受到質疑。歸根究柢，這皆是侯寬仁檢察官玩法弄權的結果。他偵辦馬英九案，竟致不惜扭曲證人的筆錄和被告的意思，必欲予以起訴；而至今“法務部”和檢察體系對侯寬仁的玩法弄權行為未作任何交代，實亦是政治介入的另一佐證。
社論指出，檢察官可以如此選擇性地對付馬英九；另一方面司法卻又被如陳水扁者玩弄於股掌之間。在翁岳生不起訴的消息發布的同一天，陳水扁針對“高等法院”有關他要求台北地院交還“國務機要費”弊案罪證的裁定，提起再抗告。陳水扁是利用大法官釋字六二七號解釋的巧門，在弊案審理中核定犯罪證據和筆錄全部都是“絕對機密”，要求法院發還。台北地院駁回其請求之後，陳水扁抗告到“高等法院”，高院裁定陳水扁聲請發還罪證是否“適格”有疑問，陳水扁遂再抗告到“最高法院”。最妙的是：陳水扁所提再抗告的理由中，竟謂“高等法院”為作成裁定，依大法官釋字六二七號解釋的要求組成五人合議庭，乃“違反法院組織法”！為陳水扁開巧門的大法官們看到陳水扁這種過河拆橋的行為，不知作何感想。
社論表示，然而，不論陳水扁的再抗告理由如何，其利用抗告程序拖延“國務機要費”弊案審理的目的還是達到了。倘若陳水扁將審理一直拖到“總統”大選後，且陳水扁藉由公投綁大選等種種手段，主導謝長廷勝選的圖謀得逞，則“國務機要費”弊案必然是不了了之，就算判決有罪確定，陳水扁也會得到特赦。然則，司法機制對陳水扁的犯行，豈不是全歸枉然？
社論質疑，對某甲羅織成罪，對某乙卻吞舟是漏；這是政治網羅，還是現代司法？翁岳生在離任“司法院長”時，感慨政治人物踐踏司法，自稱“椎心泣血，痛苦萬分”，遭到許多人指責他放馬後炮；其實，翁岳生是否放馬後炮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檢察官和法官有沒有“我心如秤”的勇氣和節操。翁岳生或許會因自己未被起訴而沾沾自喜，但不知他如何看待與他案情相同、但吉凶迥異的馬英九的處境？是否亦有“椎心泣血，痛苦萬分”的感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