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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從明年起將全面停止對華所有新貸款。資料圖片為4月12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東京共同出席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機制啟動會議。 |
中評社香港11月16日電／從1979年開始，很多中國人就在不知不覺中，享受著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項目帶來的種種便利。而隨著2007年11月8日日本外務大臣高村正彥的正式表態，最後一筆463億日元（約合4.1億美元）低息貸款發放後，日本從明年起將全面停止對華所有新貸款，ODA中的有償貸款項目從此劃上了句號。
“明年日元貸款結束是很正常的，不僅因為這是雙方討論後達成的共識，還因為它已經完成了使命。”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金熙德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中國最困難的時候日元貸款發揮了作用，像拐棍一樣，現在中國經濟已經可以撇開拐棍了。”金熙德研究員所說的“最困難的時候”，就是對華ODA剛剛開始的階段。1979年，當時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主動派人到中國來談對華援助的事情。而從1980年到1990年的第一個10年裏，既是中國經濟開始起飛的最初階段，也是對華日元貸款合作最好的時期。“當時中國什麼都缺，電力、道路交通、通訊、港口建設，這些基礎設施可謂百廢待興。”金熙德表示，後來中國經濟的騰飛，“日元貸款功不可沒”。在金熙德的同事、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季風看來，對華日元貸款可以用“很成功”來評價。這不僅因為中國利用日元貸款要比很多國家效果更好，還在于中國發展的不同階段日元貸款發揮了不同的作用。
“剛開始可以說真的是雪中送炭。”張季風表示，在中國外匯很少的情況下，日元貸款起的作用很大，尤其是修路架橋等基礎設施建設，比如京秦鐵路電氣化、大同到北京的鐵路電氣化等工期長、規模大的項目，都是利用日元貸款完成的。張季風向《國際先驅導報》提供的一個數字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對華日元貸款數額曾一度佔中國國家計劃內基本建設投資額度的20%以上。
看到有客人人來訪，李舉祥興高採烈地打開水龍頭，隨之而來的，是一股股清泉汩汩流出。作為日本利民工程無償援助的一部分，陜西省丹鳳縣白陽關鄉的飲水工程在1999年實施後，全鄉大多數家庭解決了吃水難題，用上了清潔衛生的自來水。 “山裏人也能和城裏人一樣，用上自來水了。”當地村民顯然難以掩飾內心的喜悅之情。在ODA項目中，無償援助和技術合作部分佔的比例只有10%左右（其余的皆為日元貸款），但卻是受益者感觸最為直接的部分。比如貧困地區校舍修建、醫療器材整備計劃等等，當地的人們都切實感受到了生活發生的變化。相比之下，日元貸款由于多半用在大的工程項目建設上，所以一般人的感受可能並不直接。但在金熙德研究員的印象中，有一件事卻記憶深刻。上世紀80年代，中國使用的還是機械式的電話交換機，容量非常有限，遠遠無法滿足老百姓的通訊需要。而當時引入國外程控電話交換機價格非常高，一個3萬門的交換局，光設備投資就要大約 4000萬到7000萬人民幣之間，在當時是天文數字。“中國後來利用日元貸款購買了很多程控電話交換機，這樣一下子就增加了安裝電話的容量。”談起這些變化，金熙德表示，日元貸款在中國通信發展的起步階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一點無可否認”。類似的改變還包括長江上新建的很多座大橋，以及中國境內多條公路建設、地區環境治理等項目，都有日本對華貸款的影子。
從1979年至今，日本對華貸款總數大約在3.3萬億日元左右，援助項目遍布中國的大江南北。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進入21世紀以來，兩國之間圍繞ODA的口水之爭卻一直不斷，尤其是日本國內傳出的不和諧之音，讓本是良好的合作陷入尷尬狀態。“日本對中國的ODA，我一向認為主要是出于它的國家戰略、經濟戰略需要。”張季風認為，這個戰略一是解決能源問題，另一個就是希望中國能夠發展並成為它的大市場，這兩個目標都實現了。當然，中國也因此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日本對華ODA項目的三個部分中，90%以上都是需要償還的貸款，所以並非白送那麼簡單。在金熙德看來，從2000年左右開始，一些日本人卻過分地強調了援助的功能，而忽略了這些貸款中國人是要還的。雖然利息低、還款時間長（30 到40年），但畢竟是要還的。而且從上個世紀９０年代起，中國的日元貸款就已進入了償還期。與此同時，金熙德認為，部分中國人則過多地強調了貸款的含義，而對長期低息的優惠性認識不足，更有人將ODA與當年放棄戰爭賠償聯係在了一起，認為“是應該的”。“雙方都應該高姿態，全面看待這個問題，日本過度強調援助性和中國過度強調貸款性都是不合適的，這是雙贏的東西，不是一方佔便宜一方吃虧。最根本地說，日元貸款絕對不能補償戰爭賠償，如果能的話，僅僅300億美元嗎？遠遠不夠！”
日本政府11月8日宣布對華貸款將于2008年3月底結束後，有日本媒體表示，日本方面聲稱不指望中國人感謝日本貸款，但求中國民眾記得中日友好。這一說法顯然與當年兩國決定實施對華政府開發援助的友好姿態相比也有了偏差。“首先必須明確對華ODA的歷史背景，那是特定時期兩國領導人協商做出的決定。”金熙德認為，1972年中日、中美關係好轉的政治背景和中日貿易發展的需要，以及當年因中國放棄索賠使日本人對中國的友好心態，是對華ODA應運而生的三大原因，當時日本首相一再表示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如果我們知道後來想附加這麼多條件，當初就不要了，這是很傷感情的。”早在2005年3月，提到日本政府計劃在3年後停止提供新的日元貸款項目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就表示，日本政府對華日元貸款是在一種特殊政治和歷史背景下所做出的互利互惠的資金合作，中日雙方應本著對兩國關係大局負責任的態度來加以妥善處理，使對華日元貸款能夠善始善終。
盡管這幾年日本方面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但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採訪的中國學者還是肯定了ODA的積極作用，張季風甚至用“非常成功”來形容兩國在ODA上的合作。金熙德研究員也表示，明年結束ODA不應是因為不痛快，而是它完成了使命：“對于日元對華貸款我們不應該忘記，人們應該給它一個客觀公正的歷史評價。”當然，作出客觀評價的不應僅僅是中國，也包括日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