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說，其實，伊拉克戰爭從一開始就是强打的戰爭。首先，美國出兵的理由是摧毀薩達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事後被證明經過十年制裁伊拉克根本沒有這樣的武器；其次，伊拉克戰爭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甚至沒有得到多邊組織（如北約）的批准，法國和德國兩個盟國極力反對，美國因爲一意孤行，執意要進行這樣一場戰爭，而使跨大西洋聯盟陷入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其三，這是一場典型地體現了“新帝國”三原則的戰爭：先發制人、單邊主義和政權更迭。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美國在驕狂的狀態下犯了傲慢自大的錯誤：自以爲會被當作是“解放者”，其實却被當作是“侵略者”；自以爲可以在一夜之間讓伊拉克社會脫胎換骨，結果舊有的部族、宗教、區域矛盾沉渣泛起，穩定伊拉克成爲一個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美國在伊拉克陷得越深，它解决世界上其他問題的能力越受到削弱。因此，2003年當第二次朝核危機爆發後，美國幷沒有繼續采用單邊主義，而是求助于中國，通過多邊會談來解决朝核問題，其他如伊朗核問題、中東問題，美國都不得不尋求多邊的方式來解决。
因此美國對于全球戰略的調整實際上早在進行中：先發制人和單邊主義只在伊拉克試驗過一次，迄今尚未收場；而政權更迭也是有心無力，美國不可能再用武力來强力推行民主，最多不過是靠一些“軟力量”來促進“顔色革命”，但曾經在2004年轟轟烈烈的革命如今也褪了顔色，2005年在巴勒斯坦的民主選舉被美國認定的恐怖組織哈馬斯上台，這讓美國始料未及，哭笑不得，至今也沒有承認哈馬斯政府。曾經讓美國引以爲道德優勢也因爲美軍在伊拉克阿布格布監獄的虐囚醜聞和關塔那摩的行爲而信譽掃地。美國認識到，民主是從一個社會內部産生的，而不是靠外力可以强加的，美國的做法說好聽點是“天真”，說不好聽點是不自量力。美國總認爲，德國模式或日本模式可以泛之四海而皆准，但實際情况千差萬變。美國現在的外交是：民主熱情退却，穩定的需要壓倒一切。也難怪，2006年中期選舉後，布什立即就讓拉姆斯菲爾德走人。一些溫和務實的外交人士取代美國的“火神派”重新掌握美國的外交决策權。
由于布什政府已進入倒計時，2008年大選在即。可以預料，無論哪一個政黨的候選人當選，美國的全球戰略還會做進一步的調整。但從目前幾位候選人的外交言論及一些思想庫提供的政策建議書來看， “9·11”以來美國全球戰略中的一些基本內核仍會保留：以反恐/防擴散爲核心，以美國超凡絕倫的實力爲基點，以軍事力量爲主要後盾；經濟上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開拓美國的海外市場和能源供應；以“有利于自由的均勢”爲基本框架，構築一個自由的國際秩序，防止在歐亞大陸出現任何敵對的大國，盡可能地延長美國的霸權、避免美國過早地衰落。譬如民主黨兩位熱門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和巴拉克·奧巴馬都强調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和領導地位，他們與布什的不同主要是方法的不同：更强調多邊主義、國際機制、聯盟體系和大國協調。
構建新型夥伴關系：崛起的中國與孤獨的超級大國美國
文章分析說，美國在伊拉克的困境昭示了新帝國主義的衰落，但决不是美國的衰落。美國的“軟實力”雖然比伊拉克戰爭前有所下降，但在世界上仍然首屈一指。美國的“硬實力”更是遙遙領先，無論是經濟力量還是軍事力量都遠遠地超過緊隨其後的國家。由于遍布全球的利益以及擁有最强大的戰略力量和全球幹涉能力，美國是世界安全中最重要的因素。美國全球戰略的再調整也勢必對我國的安全形勢産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文章說，應該承認，“9·11”事件及“9·11” 後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爲中美關系的改善提供了新的機遇，這對于兩國來說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正如鄭必堅所說，如果中美兩個大國的關系僅靠第三方的因素來維持，那就顯得太薄弱、太可憐了！
中美關系的新機遇應該從中美兩國自身的發展來尋找：中國方面通過融入國際社會，與全球化相聯系而不是相脫離的和平發展道路，使自己得到發展，同時使別國也得到發展。中國雖然期待一個更合理更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但對現存的國際體制幷沒有提出挑戰，中國是現存體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因此中國是現存體系的維護者而不是革命者。而美國雖然是世界上僅存的唯一超級大國，它力量確實强大，但幷沒有强大到包打天下，無所不能的地步，因此它在許多國際問題上還需要中國的合作和幫助，這就是佐利克在2005年9月所說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意思。美國雖然對中國的戰略意圖仍有懷疑，認爲中國未來的發展仍然有不確定性，但美國兩黨在對華政策上的一個共識是：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遏制的。美國的决策精英也認爲美國與中國的合作及協調能够最大限度地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如里根時期的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和克林頓時期的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克牽頭的“普林斯頓報告”認爲，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劃時代的事件之一……中國已步入迅速獲取曆史上大國地位的道路，這份報告建議美國要在東亞與中國積極競爭地區影響，但這種競爭要限制在和平的範圍之內；阿米蒂奇第二份報告“美日聯盟：讓亞洲順利度過2020年”則稱美日聯盟對于抵消中國崛起的影響至關重要，由于中國的未來不確定，因此美國對華的最好戰略就是“兩面下注”（ “Hedge strategy”，即溫和地接觸加防範）；外交關系委員會的報告則建議，進一步將中國融入國際社會，這樣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也使中國更好地遵守安全、貿易、金融和人權方面的國際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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