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9日電/《澳門日報》今天發表題為“應對氣候變化人人有責”的社論表示,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德布爾說:“全球的人在過去一年已經意識到,無人可以逃避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的確,華盛頓終於開始正視氣候變暖問題;奧斯陸的“挪威諾貝爾硏究所”也將諾貝爾和平奬頒給“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和大力推動環保的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澳大利亞也從緊抱美國總統布什大腿的霍華德政府,轉變為支持《京都議定書》的陸克文政府——所有這些都說明,全球都意識到,現在是就氣候變暖採取果斷行動的時候了。
社論說,為期兩周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大會十二月三日在印尼峇里島召開。雖然有環保組織諷刺這次國際會議將製造十萬噸溫室效應氣體二氧化碳,但全球共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光這個嘗試,也値得肯定。問題是,在全球形成氣候暖化問題嚴重的共識之後,各國都遭遇輿論壓力,表態成為最新的“政治正確”,或者說是“時髦流行”。但鑒於問題的複雜性,會議要取得眞正的成果很難。
社論指出,這次會議概括而言,有兩個主要議題,一是再確認《京都議定書》的原則,一是為制訂新的減少排放廢氣制訂強化措施。有人說,隨着澳大利亞簽署《京都議定書》,西方已開發國家只有美國拒絕。其實不然,布什政府雖然不簽,但實際上已經簽署的西方國家不少也沒有可能達到強制性減排目標。所以《京都議定書》還只是空中樓閣,並非是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因此加拿大等國幾乎將其擱置不理。
後京都談判目前處於尷尬境地。衆所周知,美國不參加《京都議定書》,沒有美國加入的《京都議定書》是非常不完整的。目前後京都談判的難點還在於:目前發達國家排放量增加非常有限,發展中國家排放量和排放速度增加卻非常快,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如果要美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與後京都進程,一種取向是回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另行談判。但回到公約締約方會議,程序複雜,衆口難調,交易成本太高。而且在後京都的談判進程中,政治意願、經濟利益和科學認知相互影響,政治意願取決於對經濟利益的判斷,經濟利益的計算需要有堅實的科學基礎。
社論說,《京都議定書》的未來令人擔憂,到目前為止,在推動後京都談判的過程中,最大問題是怎樣核查發達國家的減排目標是不是完成了。現在的檢查結果是,它們實現目標的進展都不是很好,如果發達國家的減排承諾都實現不了,又如何要求發展中國家減排?這必然成為《京都議定書》的一大難題。
社論又指出,在《京都議定書》中沒有被規定要減少排放的中國、印度,隨著經濟的起飛,逐漸成為繼美國之後全球最大的廢氣排放國。在近年國際氣候變化的談判中,中國正承受着日益增強的壓力。
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採取了非常積極的態度。中國在高峰會中率先大力贊成發達國家將溫室廢氣排放量減少百分之廿五至四十,同時在談判中也展現了整體上的彈性,而獲得讚揚。“歐洲氣候行動組織”的與會代表杜威說:“在此地舉行的談判中……特別是中國,較外界先前的料想積極。”環保團體“世界自然基金會”的代表辛格爾說:“中國了解,如果發達國家二○二○年必須達成嚴格的目標……那麼發展中國家也將加緊行動。”
社論認為,要能夠真正做到遏止溫室效應,還必須有世界和平的共識;有全球共享現代化成果的共識;有遏止核武器擴散並最終消除核武器的共識;有大家不稱霸、但共同來承擔責任的共識;有地球只有一個,挽救地球捨我其誰的氣概,而要達成這樣的共識,不可能只是依賴政客,更要依賴每一個普通民衆,因為環保要真正落實,就必須變成全球民衆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政治和外交的造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