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無論用“綠卡”問題來指控馬英九，或用“爪耙子”問題來指控謝長廷，我都不相信﹕其實，70年代初赴美讀過書的都知道，當時求學辦綠卡求方便乃是天經地義的事，馬英九有過綠卡又如何？台灣一堆站美台獨大老搞不好還都是外國籍呢！縱使馬英九未主動註銷綠卡，但他後來以申辦簽證方式出台，綠卡問題即已對他不再有意義。而且他回台擔任公職迄今，已毋須再證明自己是否“愛台灣”了。而且我們也知道，有多少沒有綠卡或台籍的人物，在把台灣搞垮了，還不是照樣一走了事，政治庇護去也。用綠卡問題來炒作暗示性、隱射性的愛台不愛台，可真是其心可誅啊！
我相信馬英九和我們每個人一樣，都愛斯土斯民之心不可懷疑；我也不相信他若當了“總統”會把台灣出賣掉，或把台灣搞垮後一拍屁股走人了事。用綠卡問題攻擊他，玩弄著暗示遊戲，徒然暴露出心態的惡劣而已。基於同樣的認知標準，我也不認為謝長廷的“爪耙子”問題真的有多嚴重。在戒嚴時代，台灣各種與政治有關的人，有的會受到壓迫，有的則會受到不是那麼愉快的優遇。當“調查局”請你去當什麼顧問或委員之類的職位，許多人縱使不喜歡，但也不方便去拒絕。 這也就是說當了顧問或委員，只要沒有做出嚴重傷天害理的事，其實都是可以理解並毋須介意的。人在歷史裏，經常會在時代的局限下身不由己，只要自己能堅守底線不為虎作倀，當個委員又如何？領個車馬費又如何？在這種問題上保持寬厚，這不是鄉愿，而是對歷史及人的憐憫而已。如果要把道德主義玩到極致，除了上帝和 白癡外，我們每個人這一輩子不都幹過一堆不怎麼光彩的事，誰還有資格去參與政治呢？
文章認為，最近藍綠陣營已把“爪耙子”“綠卡”這兩個招式玩到極致，大家都在做著“人格謀殺”的事，這就讓人想到美國的一則往事。當時的聯邦調查局長艾德加．胡佛的人品極差，但卻又最喜歡用道德牌整肅異己。他對馬丁路 德金恩博士恨之入骨，千方百計透過監聽與竊聽，最後在金恩下榻的旅館脇墊下裝了錄音機，錄得金恩博士召妓的床上聲音。胡佛分別找了每家媒體的記者來聽錄 音，但最後沒有一個人願意刊登這則新聞，理由是﹕
(一)金恩博士身處被迫害的焦慮狀態，召妓紓壓可被諒解。
(二)以不道德的手段而用道德整人，乃是不道德的極致，媒體不能做幫兇。
由美國記者的這種判斷準則，台灣搞政治的能不羞愧嗎？
文章認為，目前離台灣大選只剩一個月而已，但負面競選方式早已取代了正面的競選手段。前陣子馬陣營被“綠卡”搞得灰頭土臉，謝營則一路狂追濫打；到了現在，則是“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換謝營被“爪耙子”問題搞得手足無措，只剩東拉西扯，愈扯愈不清楚的尷尬時候了。由於這種人格謀殺的伎倆，綠營乃是始作俑者，因此在“爪耙子”問題上受傷後，綠營已應該警惕到“殺人八百，自損三千”的古訓，對負面選舉術知所收斂，讓選舉脫離抹黑隱射的方向，重回它應有的基本方向。 而對藍營而言，在“爪耙子”問題上已扯平後，恐怕也得回頭，好好在政見上、領導氣質上，以及民怨民苦上多多著墨。因為此刻的台灣，已不再需要一個只會選舉的“總統”，更需要一個有領袖風範，能和人民共休戚的“總統”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