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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國明認為中國傳媒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促成變化的是制度、市場和技術三大因素。資料圖 |
中評社香港2月19日電/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教授昨天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說,近些年來,中國傳媒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促成變化的是制度、市場和技術三大因素。報道並指出,現今傳播媒體在當代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再也不限於傳統上的黨的喉舌或宣傳工具,而是更貼近於傳媒本身的基本職能,就是讓社會公衆享有信息安全和公正表達權。
喻國明說:“很多外國人對中國媒體的認識,還是停留在比較專制、比較保守、比較不那麽敢說話的宣傳工具的階段。事實上,中國媒體在最近十多年來的變化是很大的。這種變化裡邊,制度變化的因素相對小一些,但還是有,比如去年1月1日開放外國記者自由采訪,就是1949年來的第一次,變化是相當大的。”
談到市場因素時,喻國明說,相對於改革開放之前,現在的中國傳媒絕大多數已經不再“吃皇糧”,不再依靠政府的財政撥款。這就迫使傳媒業者必須從市場運作中找到經濟回報的手段,在新聞報道的內容方面不得不適應市場的需求。
顯規則與潛規則
從表面上看,中國傳媒雖然還是官方的,但“這是一套顯規則,就是文件上說的,報告上講的”,實際運作上却有另一套潛規則,是“按照比較受到社會歡迎的,比較能够贏取經濟利潤的角度,來安排新聞內容的”。而這套市場要求催生的潛規則,在中國傳媒“下情上達”的媒體職能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至於技術變化,主要是指信息革命後催生的網絡媒體。喻國明指出,信息數字化技術出現後,許多中國老百姓都能够在網絡上用不同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而官方對網絡媒體還是相對寬容的。
他說:“最近幾年,一個基本的現象就是,有許多事件,不管是對腐敗現象的揭露,還是一些引起大衆關注的議題,比如去年厦門一個化工廠的建設項目,重慶的最牛的釘子戶等等,都是先通過網絡發布出來,然後引起傳統媒介的關注,再進一步引起政府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關注。實際上,網絡已經成爲今日中國構造社會議題的一個重要來源。”
至於近期以來,中國輿論界一直呼籲全國人大盡快制定的《新聞法》是否會在短期內出台,喻國明表示,據他所知,1989年以後,制定一部《新聞法》基本不提了,“在現有的政治制度下,一攬子解決有困難,可以局部解決來替代整體解決。現在的基本思路是化整爲零,根據需要的輕重緩急,如媒體的所有制,記者的采訪權等等,以不同方式、不同法規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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