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月17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亞，當地青年與充氣福娃合影。當日，中國新年慶祝活動在巴西利亞新命名的“世界和諧廣場”舉行，中國駐巴西大使陳篤慶、巴西利亞市市長庫提尼奧與觀衆們一起觀看了舞獅、功夫和中國歌舞等表演。 新華社圖 |
中評社香港2月27日電/《國際先驅論壇報》21日刊登日本同志社大學傳媒教授、美國康奈爾大學客座研究員Philip J.Cunningham 的文章。青年參考援引該文說，即便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不願再當藝術顧問，只要北京以公正、寬容的東道主身份小心謹慎地按計劃行事，不論有沒有好萊塢的潤飾，奧運會都會辦得很好。文章摘編如下：
只要北京以公正、寬容的東道主身份小心謹慎地按計劃行事，不論有沒有好萊塢的潤飾，奧運會都會辦得很好。
即便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不願再當藝術顧問，只要北京以公正、寬容的東道主身份小心謹慎地按計劃行事，不論有沒有好萊塢的潤飾，奧運會都會辦得很好。
如果北京能向世界展示它有多世界化，折射出許多個世紀的真正世界化的歷史，奧林匹克精神終將勝利，任何嘩衆取寵的政治將待在它本該待的地方。
作爲曾與斯皮爾伯格在中國共事過的人，我十分理解曾促使他支持北京奧運會的那種理想和激情。但我難以理解，爲什麽一個像他這樣的傳奇導演，會屈服于米亞·法羅這個知名達爾富爾活動分子精心設計的集中攻勢。
我曾于1987年頭幾個月作爲影片《太陽帝國》的制片翻譯在上海與斯氏一起工作。當時沒有人說要抵制中國或撤出上海，即便中方後勤人員被命令不要與外國電影人深入交往。
當時的斯皮爾伯格有沒有卷鋪蓋走人以示象征性抗議呢？沒有。當時的中國政府顯然有它的問題，但大家都認爲生活必須繼續，更不用說還有一部電影等著拍。傳奇導演身在上海這件事，本身就鼓勵了那種真正重要的人與人接觸、工作機會、不起眼的善行以及思想交流，這些都給人們的生活質量帶來了變化。
《太陽帝國》的强大感染力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1987年時上海的街道和城市風景，當時的上海被裝扮爲日本帝國軍隊鐵蹄下的戰時城市。將鬧市街道關閉、給城市舞台安排身著那個時代裝束的數以百計的臨時演員，以及用好萊塢炸彈和烟火上演戰爭場面，這一切都伴隨著來自中國官員的合作和無休止的爭論。
那麽，這一次有什麽不同呢?
倘若米亞·法羅沒有在美國《華爾街日報》上以“種族屠殺奧運會”之夥伴的不公平標簽，公開羞辱斯皮爾伯格，他很有可能仍在與中國同行進行建設性的交流。
但是，即便略微使用米亞·法羅的嚴苛標准，不僅美國會由于入侵伊拉克而受到抵制，與美國有貿易往來的任何一個國家也都應該受到抵制。試問米亞·法羅你生活在什麽星球上?
這位理想主義美國演員的行爲具有某種自戀的傾向，因爲攪動風波能使從銀幕消失的她重返聚光燈下，她單單挑出中國也讓人嗅出一種普遍存在于富有的自由主義者當中的潜意識種族主義。
爲了確立她作爲少數真正關心遙遠的、被壓迫黑人悲慘命運的開明白人的地位，米亞· 法羅呼籲抵制北京奧運會，而這傷害到了10億中國人的自豪感。她的狹隘的理想主義伴隨著一種過寬的妖魔化。在急于推進自己的事業時，她無意中傷害了在飽受摧殘的漫長歷史後，期待迎來罕見榮光時刻的無數中國人的自豪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