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5日電／台灣聯合報黑白集今日刊登文章說，中正紀念堂的爭議，一切都要回歸一個“法”字。
首先，既然“立法院”否決了中正紀念堂的《廢除條例》，則如今“中正紀念堂”仍是唯一的合法機構；一切官方行文用語，應當不存在“台灣民主紀念館”這個銜號。
這畢竟是一個有“憲法”、有法律的“國家”，不能說“總統”要改名做“民主紀念館”，就可以派一部雲梯車拆匾換牌；那麼，倘若比照辦理，則“總統”宣戰或戒嚴，難道也可不必經“立法院”同意？
一切都應“依法行政”。比如說，中正紀念堂的“民主開門，自由風吹”裝置藝術展，據說是依“合約”行事，展至三月三十一日為止。但現在“合約”到期，二二八基金會卻又“重新布置”，宣稱是“以新貌展出”。請問“教育部”：“舊合約”是否屆期？難道另有“新合約”？“新合約”有無期限？
文章指出，不可再把這件事與“族群觀感”扯在一起。因為，甲有甲的觀感，乙有乙的觀感；但任何“族群觀感”，都不能違法，也不可不遵守“合約”。
文章認為，然而，退一步看，即使就此一事件的政治解讀來說，若要“紀念台灣民主”，亦不能只是“紀念”二二八而已；比如，二○○六年九月的紅衫軍運動，亦是民主盛事，亦當然應當“紀念”。“教育部”用“二二八基金會”挾持了中正紀念堂大廳，形同用“泛二二八史觀”獨佔了六十年來“台灣民主”的詮釋權，這難道是即將回復歷史學者身分的杜正勝可以壟斷的結論？
中正紀念堂大廳若是被違法、違約霸佔，就形同整個社會被挾持。杜正勝莫非連執行一紙“合約”的能力都沒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