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16日電／在昆明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科學發展”大討論動員會上，昆明市委書記仇和號召要衝破“准我幹我才幹”、“唯上”、“唯書”的僵化思想，樹立“沒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幹”的精神，堅持不斷創新求變的求索作風，全力推動昆明新發展（《生活新報》4月15日）。
新京報今日刊登的社論指出，仇和以其慣有的激越作風，旗幟鮮明地提出“沒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幹”，旨在為當地營造銳意改革的輿論氛圍，倡導求新和實幹政風。不僅如此，作為地方政壇的改革標誌性官員，我們還期待仇和主政昆明之後推出的一系列“新政”，能够起到“隔空喊話”或者“異地試驗”的效果，升溫其他地方和領域的改革空氣。
不過，從保護改革探路人、增強改革合理性、降低改革風險度、提高改革成活率等方面計，“可以想、可以幹”的“改革者”在推出新政前，不僅要看是否“明令禁止”，而且還要區分不同領域，做到公私有別：在公權力領域內，盡可當仁不讓，勇於擔當；當涉及公民私權時，卻寧可敬畏三分，依法謹慎從事。
當政治法律架構達到理想狀態時，所有的公權力當然系由法出，沒有法律授予就沒有公權力的合法性基礎。但在改革型國家的特殊時期，現行體制機制的某些弊端正是改革矛頭所指，再加上公權力的法制布局尚不完整，事事苛求“權由法授”在現實和理論上均不可得。在公權力的自足運行環境中，“沒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幹”，不妨成為退而求其次的明智選擇，例如，昆明集體公布人大代表電話，肇始於浙江溫嶺的“民主懇談會”就是典型的例子。
社論指出，更重要的是，改革的生機和民生的救助，往往就在體制機制的斷檔、夾縫和空白之處，關鍵在於有為還是無為。單純就公權力的行使而言，明確要求“沒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幹”，倡導官員以強烈的使命意識主動出擊，釋放、激活和銜接有關制度安排和具體運作，全面行使人民所托付的權力，勇敢承擔隨權力與之俱來的責任，有助於從根本上去除掉本位主義、攬權推責、敷衍民瘼、消極應付等得以堂皇生存的借口，是克服“推拖拉、等靠要”等惰政思維的一劑良藥。
當然，歷史也一再證明：改革成功的關鍵是上孚下信。不違反國家法規，謂之“上孚”；不侵犯公民私權，謂之“下信”。隨著民主法治的提升，民意日漸成為當政者必須著重考量的指標，公民私權也日益受到重視。在這種情況下，改革欲獲成功，必須充分尊重民衆的實際利益，這既能大大减小改革的阻力，也將現實地佑護改革者本身。相反，如同多宗新聞事件所證明的那樣，如果在公權和私權交叉、衝突的地帶，一味主張“敢想敢幹”，罔顧法定民權和民生之困，勢必引起當事人的激烈反彈和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主觀再好的改革措施也將難以推行，甚至殃及人們對改革全局的信心和評價。到那時，原本最應作為改革支持派、改革者最可借力的普通民衆，反倒可能倒戈反對改革。
如果說上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空間的上限是“憲法和法律無明文禁止”，那麽30年後的今天，改革空間將增加一條底綫，那就是：充分尊重和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任何克减和損傷公民私權的改革措施，都必須獲得法律的明確授權。如果有關方面能堅守這條底綫，當是對30年改革開放道路的理性總結和“螺旋式上升”，必會大大增加改革措施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