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兩岸兩會在成立之初的接觸商談中，曾遇到過政治障礙。1992年3月及 10 月，兩岸兩會在北京及香港兩度協商，就曾一度卡在“一個中國”原則的書面表達上。而“一個中國”原則如不能達成共識，將會窒息兩岸兩會今後所有的商談。後來雙方以東方智慧，用“口頭表述”，不涉及其“政治涵意”的方式達成共識，爲次年的“汪辜會談”鋪平了道路。這個“口頭表述”，就是後來在台灣島內政治鬥爭中掀起巨大風波的“九二共識”。
“汪辜會談”中還有個小插曲：由施明德率領的12 位民進黨“立委”及“國代”組成“反對國共統一談判宣達團”，也在會談前趕赴新加坡，在海皇大厦樓外散發“台獨建國綱領”，表示抗議。這是筆者第一次見到施明德 先生。不過他們一行人幷未達到目的——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一位外國記者向筆者表示，這些人是來搞事的，“汪辜會談”講的很清楚是“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的，怎麽能與“國共統一談判”挂得上號？！由此可見“汪辜會談”的定位的確是充滿智慧的。
相互尊重，平等協商
“汪辜會談”是兩岸高層首次正式會談，從會場的布置到會議程序的安排，兩岸兩會都十分注重談判地位平等和彼此相互尊重。
在第一天的開幕式上，雙方各十人在長條形會議桌就座。由于此次會談是海協會長汪老提議發起的，雙方協商同意汪老在第一次會議上首先發言，而第二天的總結會則由辜老先發言。
在會談開始時，汪老第一句話就是：“我首先轉達江澤民 先生、李鵬 先生向辜 先生的問好，幷請辜先生轉達他們個人對李登輝 先生、連戰 先生的問候。”汪老幷說，他們也向曾支持這次會議的郝柏村 先生問好。這個開場白即尊重了對方，又提高了會談的檔次，使會談的氣氛頓時輕松起來。
四月二十九號上午十時四十分，汪辜二老在海皇大厦簽署“汪辜共同協議”等四項協議。該四項協議全部分爲四份，簡、繁體文本各2份。5 分鐘後，當他們簽完第一批文件，在兩岸兩會參談工作人員的熱烈掌聲中，汪辜二老站起交換協議，幷交換座位，然後繼續簽署第二批文件；引來100 多旁觀的記者們一片笑聲。在這種愉快、和諧的氣氛中，“汪辜會談”落幕，成爲迄今爲止兩岸良性互動的範本。
相互尊重，不僅表現在形式上，更表現在對他方意見、觀點的重視上，不强加于人。據悉，在關于“汪辜會談”協議文本的名稱上，海協就先後提出過多達6 個版本，供海基會考慮。最後，雙方經多次磋商，才達成“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的名稱。
筆者在新加坡曾獨家訪問了大陸海協及台灣海基會秘書長鄒哲開和邱進益。在有關兩會的商談事宜之外，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們不約而同地對自己談判桌上對手的稱贊。記得在海基會駐地威信廣場26層 邱進益先生的套房內，邱 先生多次向筆者表示，海協常務副會長唐樹備 先生“是非常好的談判對象，看問題比較宏觀，我蠻欽佩他的。”無獨有偶，鄒哲開秘書長也認爲邱進益 先生是位務實、坦誠的對手。這種相互尊重的理念和精神，深深滲透在兩岸兩會人士的血脉里，這才有“汪辜會談”的豐碩成果。
求同存异，尋求共識
毋庸諱言，在兩岸兩會商談中存在分歧、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雙方觀點難以交集，一時談不下去，這都是可以理解的。兩岸分隔幾十年，雙方社會制度、思想觀念、行爲模式甚至生活方式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談判中有種種摩擦、噪音是可以預見的。談判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妥協、討價還價、尋求共識的過程。
“汪辜會談”也免不了有這樣的情况出現。比如雙方在如何看待兩岸經濟發展的現實、是否將兩岸三通的議題擺上議事日程等。盡管當時對這些問題有爭議，采取了擱置處理的方法。但通過會談和協商，能使雙方充分了解對方的立場和主張，這對今後進一步商談，消除分歧，解决問題是十分有利的。
正如海協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在海皇大厦的新聞發布會上所言，兩岸之間隔絕了近四十年後進行交往，有大量問題需要解决。只要雙方坐下來談，一切問題好商量。只要本著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實事求是，求同存异的精神，總會找到解决問題的妥善辦法。“汪辜會談”取得的成果，就是最好的驗證。
值得一提的是，“汪辜會談”的成功，與兩岸兩會人員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兩會人員雖各有其立場和政策限制，但他們充分發揮智慧，在有限的空間里凝聚最大的共識，終于如期達成協議。
十五年後的今天回首，當年兩岸兩會間的不少爭議今天都已經不是問題了，例如台商投資保護問題，兩岸直接三通問題等；這是時代發展，社會進步的必然，也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必然。兩岸之間經濟社會差距在日益縮小，但問題永遠會有，爭議也仍將存在。兩岸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溝通融合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在這個整合過程中，舊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會産生，需要兩岸當局不斷排除幹擾，協商解决。
筆者衷心希望未來兩岸兩會的商談者能延續汪辜二老的未竟事業，爲兩岸民衆多謀福祉，爲兩岸關系的和平發展開辟新路！（作者 周建閩 中國評論通訊社常務副社長、中國評論月刊總編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