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民族宗教關係需要高度人文素養
西藏、新疆和台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這是一個大前提。在這個大前提下，還有很多具體問題，包括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社會問題、歷史問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渴望和平發展的中國人民，與少數藏獨暴力分子當然是水火不相容。這是民族大義、大是大非。但漢藏兩個民族之間長期以來尚未完全消融的隔閡、誤解、恩怨，幷不都是大是大非問題。因此，需要耐心的溝通，尋求坦誠的共識。漢族作爲政治、經濟上長期占有領先地位的民族，尤其需要勇於承認其缺點和不足，特別是勇於反思歷史上曾經給藏族帶來的傷害。“大躍進”後三年大饑荒中，藏族同胞與漢族同胞一樣饑腸轆轆，以前作爲牛、馬、驢飼料的油渣、麥糠也曾成爲藏人哄搶的食物。在“文化大革命”的癲狂中，藏區聚居區寺廟曾受沖擊，經文被燒毀，僧尼被迫還俗，一些地方藏民窮到連碗也買不起的地步。十世班禪憤然呈上七萬言書給毛澤東，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却被囚於秦城監獄。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宣示，改革開放以來，胡耀邦對藏族同胞傾注了滿腔真情，中央政府傾囊而出支持西藏建設。西藏財政每10元錢中就有9元來自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2007年西藏人均GDP超過12000元，高於內地不少省市。西藏在全國較早實現了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全覆蓋，包括農牧民也能享受到每人每年100元的醫療補助，雖然這標准還相當低。中央政府不惜巨資，維修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與薩迦寺，組織了西藏九大佛教工程，還組織校勘出版藏文《大藏經》，搶救整理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這些都是漢藏兩族同胞有目共睹，不容任何人抹殺。
當然，我們也要認識到，對西藏輸入富裕還不等於輸入幸福。藏族是一個具有豐富精神生活的民族，對西藏的支持援助要“唯物”也要“唯心”。要充分關注藏民和藏傳佛教的精神需求，一絲不苟地尊重藏族獨有的文化風俗習慣，無微不至地愛護西藏的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制止對草地的超載放牧，對森林資源的亂砍濫伐，對珍稀動物的濫捕濫殺。
對於達賴喇嘛，我們要堅定地重申反對藏獨、反對暴力的政治原則立場，同時也要善於做精神文化層面的溝通和批評。達賴擅長把包含政治利益的訴求，包裝成對某種精神文化純潔性的捍衛。簡單地貼上政治標簽，甚至進行人格謾駡，斥爲“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幷不能在政治上搞臭和打倒對方，反而在精神文化層面給國際社會留下個回避交流對話的生硬粗魯形象。
我們也要正視和承認在西藏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的某些社會問題，比如基層幹群關係如何更融洽，內地經商戶與本地藏人如何共同致富。我們需要更加靈活的社會管理體制和民族自治機制，避免社會問題政治化。睿智的領導者總是擅長把政治問題、意識形態問題分解、演化爲一個個具體的社會問題，因勢利導，各個擊破，而不是相反，動輒把不同利益群體提出的不同的利益訴求扣上“別有用心”“政治陰謀”的大帽子，讓這些訴求向政治化的問題聚攏和引爆。因此，處理西藏問題的有關部門領導一定要從傳統政治的思維定勢中解脫出來，以更實事求是的態度處理西藏獨特社會矛盾和民族宗教的問題。
漢藏兩族有著共同推崇的歷史人物，如孔子、關羽、包拯。在古代，漢藏之間和親、修好、吊祭、會盟、封贈連綿不絕。拉薩大昭寺前的唐蕃會盟碑，漢藏以舅甥相稱。唐代文成公主遠嫁吐蕃國王松贊幹布，解放初期解放軍進駐拉薩，都從內地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成果。藏傳佛教也在內地廣泛播撒。北京的雍和宮、頤和園、白塔寺，青海的塔爾寺，內蒙古呼和浩特的昭廟，山西的五台山，杭州的靈隱寺，都滲透著藏族的建築、雕塑和壁畫。西藏土地改革極大地提高了農牧民的社會地位，漢藏關係的社會基本面沒有根本變化，對漢藏民族和諧要有充分的信心。
我贊同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的見解：中央政府管理少數民族和宗教事務的官員需要具備高度的民族學、人類學素養，能走進藏人的內心世界，對藏族文化熟悉到痴迷的程度。乾隆皇帝爲了接待六世班禪，以帝王之尊惡補藏語。我建議，政府的自身定位不妨站得更高一些，既要做社會秩序的維護者，還可以更多地扮演調和鼎鼐的社會仲裁人角色，做中國大家庭內漢藏兩個偉大民族之間隔閡、誤會、衝突的仲裁人，同時也不妨做藏族內部精神領袖達賴與激進暴力分子（如藏青會）之間的仲裁人。在此，我想起康熙皇帝的一段箴言：“帝王治天下，自由有本原，不專恃險阻。守邊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衆志成城是也。”這是歷史治藏經驗的深刻總結！
以平常心面對世界
西藏地處黃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三大古文明之間，雅魯藏布江是歐亞板塊與印度板塊碰撞形成的裂縫。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海拔比泰山高出三倍的雅魯藏布江，不應成爲不同文明之間的阻隔。
中國駐英國大使傅瑩在《星期日電訊報》發表的文章說得好：“中國融入世界不是憑著一顆誠心就可以的，擋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這堵墻太厚重了。”“我擔心中國人民與西方人士相互之間的觀感，將迅速走向對立。”火炬傳遞只是奧運會的前奏曲，下一個焦點將轉到北京。奧運會期間，各國運動員、裁判員、游客、NGO和政府首腦來到北京，必然帶來一些不同的價值觀和社會評判視角。北京奧組委一再發出呼籲，不要把奧運會政治化，希望北京奧運能够避開西藏、人權等問題的困擾。但我們也無法要求所有來北京的外國人都只爲體育而來，更無法要求他們與我們一樣觀察評判問題。我們將如何對待與自己的立場不一致的聲音？這對我們融入全球化是一個考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