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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駐美大使周文重近日在一個圓桌會議上，對美國表示願意參與中國地震災區的重建工作表示感謝。 |
中評社香港6月8日電／美國《僑報》6月7日發表評論員文章稱，大地震後的中國在嘗試向前看。6月4日，中國國務院通過《汶川地震災後恢複重建條例(草案)》，汶川地震災後重建規劃啓動，暫定八年完成重建；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強調必須舉全國之力，按照“一省幫一重災縣”的原則，合理配置力量，建立對口支持機制。
“舉全國之力”，當初正是在溫家寶這樣表態之後，救災成為國家為主體,民衆大參與的行動。在生命大營救過程中，各種資金、政策迅速集中於災區，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動員人力物力之巨、社會各界捐助款額之高均創歷史之最。中國人的民族資源頓時化為戰勝災魔的無窮力量，讓全世界驚訝於中國的速度和效率，就連某些一向挑剔中國的西方媒體也改口贊譽。
文章說，與救災相比，災後重建之路更漫長、艱辛，考驗更為嚴峻。根據日本阪神大地震的經驗，重建階段投入的經費、人力等資源，是救災階段的4倍甚至更多。尤其是汶川大地震破壞性之強、波及範圍之廣，均為中國數百年來罕見。中國官方有關機構估計，地震造成的全部直接經濟損失或達5252億元人民幣。如果考慮生產恢復、心理干預等間接費用，則相應的重建賬單會異常龐大。因而，中國在繼續呼籲國際社會幫助的同時，自然更希望延續舉國體制的威力，集中力量辦大事。
不過，災後重建牽涉面廣，如何用好“全國一盤棋”戰略，發揮合力，不致事與願違而形成掣肘，卻需要厘清部分角色。
文章指出，無論是就經濟理論還是從國際經驗看，中央政府都有義務成為災後重建資金的重要供給主體。而且曆經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政府的財政能力顯著增強，也有能力將財政撥款作為重建初期資金來源的主要渠道。事實上，中央政府已決定今年安排災區恢復重建基金700億元，地方政府也承諾按照配套比例提供重建資金。
但這些財政撥款相對重建所需資金，明顯缺口很大——當前正受出口放緩和高通脹困擾的中國政府，堅持不動搖抑制通脹這一“優先考慮的任務”，未來也很難向災區經濟投入過多。何况，中國正處於傳統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期，中央投入也不能確保在所有建設領域均取得良好績效，只能主要投入種種有形或無形的公共產品(道路、水電等基建和災民身體治療、心理幹預等)，從而增強公民和企業的經濟自生能力，培育市場力量。
文章表示，本次地震爆發之後，企業和公民的捐款已形成重建資金的重要來源之一。而隨著重建向後推移，災區公共產品逐漸完善後，私人產品的市場機遇會不斷凸顯，從而激發更多商業性投資進入。届時，市場機制更可能取代財政投入，成為重建的主要驅動力量。畢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民營經濟的發展和外資企業的流入，早已為這種重建投資主體的轉變奠定了基礎。
國際經驗也顯示，災後重建中，單一的政府作用或市場努力往往難以取得理想效果，整合國家財力、社會捐助和商業投資等力量，才能有效地幫助災區重煥生機。更重要的，一個“政府主導，全民共建”的災後重建體系，才能真正凝聚社會人心。
文章說，即使以中國目前經濟發展總量，加上五湖四海的援助，用3到5年再造出一個個美麗許多、堅固許多的“鋼鐵森林”，並非難以負擔。但沒有民間力量尤其是災民自身的參與，那並不能代表重建家園的成功，只能是一堆堆沒有傾注感情的冰冷建築物。
其實，災後重建，除了幫助災民走出失去親人、失去家園的巨大心理陰影，還需要讓災民親自參與重建家園。誰能比災民們更熱愛自己的家園？誰能比災民們更知道自己的需要？受災者理應成為家園重建的生力軍，在自力更生中感受到個人力量，樹立生活自信，最終慢慢撫平災難所造成的巨大創傷。無論來自國際還是來自中國雲南等地的經驗都證明，在重建家園的過程中，越是尊重災民的主體地位，建設成果越是可靠。
中共四川省綿陽市市委書記譚力帶領民衆重建時，曾以“躺在受災溫床上，比地震更可怕”，道出了部分災區依賴政府、社會救助的現象。如果不能及時警惕、扭轉，這種現象繼續發酵，必然會直接影響重建進度，也會傷透積極援助者的愛心。
何况，作為重建的受益者，災民也有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他們與政府擁有不同視角，由各級政府事事包攬，很容易導致好心辦壞事。前車之鑒就是，台灣“9·21大地震”重建中，許多災民對政府主導建設的住宅不滿意，也不認同遷移部分偏遠村落。特別是此次汶川地震災區，藏民族、羌族等少數民族衆多，重建中如何尊重當地的環境、人文、生態、宗教，都得大費思量。
文章最後表示，“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中國先賢老子的這句話，警示重建災區者：不應只依賴國家“保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