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當年兩會成立的初衷，就是謀求建立一個居於官方和民間之間，或曰民間其表、官方其裡的兩岸和談機制。其功能不外如下兩點：一是官方意見的傳輸器；二是民間交流的加速器。
由於當時兩會領導人都具有資歷深厚、閱歷豐富、德高望重的特點，兩會的功能其實已經不止上述兩點，還具有另外兩種重要功能：一是官方兩岸政策的高級咨詢、顧問機制；二是兩岸官方對立、對抗的緩衝、平衡機制。
盡管15年前汪辜新加坡第一次會談成果顯著，使得兩會的前三項功能得以初步發揮，但由於1999年後兩岸政治關係惡化的大背景下，台灣官方刻意讓“委”（即陸委會）、“會”（即海基會）兩立幷拉開距離，甚至讓海基會邊緣化；而大陸對台政策部門則在决策、執行、咨詢方面三位一體，甚至角色混一，最終使得兩會作爲民間交流加速器特別是兩岸關係緩衝、平衡機制的功能落空。這應該是過去10年裡兩岸關係的最大教訓之一。
作用獨特無法替代
正如許多觀察者所注意到的那樣，如今復談的兩會不僅在總體氛圍上與當年迥異，其構成更同當年汪辜主事時期有很大區別，如現今兩會領導人資歷、威望與當年稍遜，卻是政策、技術特別是操作執行方面的行家裡手。
這種變化既是時代變遷的自然産物，也是因應形勢變化所必需：盡管兩岸仍在理念、意識形態、相互定位及具體政策層面多有不同，甚至存在深層矛盾和對立，但畢竟謀求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成雙方的最大默契和共識，不管是出於機會主義驅使還是長期戰略考量。在此宏觀背景下，兩會在政策、技術的務實創新以及操作、執行的靈活把握上，的確要求更高、更迫切。
此次兩會復談在包機直航、陸客赴台等議題上順利取得成果，但在樂觀的同時，仍需冷靜直面可能遇到的難題：比如如何確保兩會同各自委（“陸委會”）、辦（國台辦）之間既分工合作又保持適當距離，從而充分發揮兩會在官方、政黨和民衆之間的緩衝、平衡功能，以及如何使兩會商談機制化、具體化，進而推進官方直接正面接觸、對談等。
盡管促請兩岸高層直接接觸的呼聲和願望隨之高漲，但兩會畢竟是目前既能模糊相互定位等政治歧見，又能延續歷史成果，進而開啓美好未來的最好機制。因此，雖然面臨上述難題，也面臨人們這種高漲的“取代”、“跨越”願望，但兩會在相當長時期內還是無可替代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