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開始認真琢磨維權的方式，發現人大代表是一個很好的反映問題的渠道。“但他們都是兼職的，很難有專門的時間來處理具體問題。”敖建南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他首創了“人大代表工作站”，專門收集居民對周圍環境、治安等問題的意見，向轄區的市區兩級人大代表反映。
工作站成立近三年，敖建南成為小有名氣的公衆人物，片區內的大小事經常少不了他出馬協調，“協調不了的就通過人大代表的渠道提出議案”。
深圳也是個人參選人大代表最早的城市之一。2003年，深圳舉行區縣人大代表換屆選舉。當時已是市人大代表的肖幼美貼出競選海報，以社區居民身份參選。這一年，深圳有一批人走向了個人競選人大代表之路，其中有企業高管、業委會主任、律師，甚至有下崗失業者。
肖幼美的海報上印著她的競選口號：“傾聽來自基層的呼聲，監督政府的作風與體制改革；反映廣大群衆的意願，做溝通政府與市民的橋梁……”
這些體現了深圳公民社會的真實存在，而其背後是公民參與政治的强烈訴求。“深圳政改回應了公民社會的需求。”汪永成說。
事實上，深圳政改具有比較深厚的基礎。在黨內民主問題上，《意見》提出：“經批准逐步擴大區級黨代表大會常任制試點範圍，進一步探索發揮黨代表作用的途徑”。
早在2003年，深圳市寶安區就已經是中組部黨代表大會常任制試點，參與試點方案設計的一位幹部說，他們推出了黨代會年會制等形式，“應該說現有空間內能做的都做了”。
“形勢比人强。不想改革的人也不得不推進改革。”汪永成說，“因此，深圳的改革應當看作是必然的。”
蛇口試驗到行政三分
回顧深圳改革開放的曆史，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到政改的脉絡與趨勢。
從1983年到1992年，袁庚主政下的蛇口管委會就曾推行過領導班子差額直選。1985年，蛇口工業區第二屆管委會班子成員選舉，第一屆管委會7名成員中有3位“老人”被選票無情地“拿下”。
當時境外媒體形容這場直選試驗是“一股新的曆史巨浪，它正在勇猛地拍打和沖擊著原有政治體制的孤島”。1987年4月，蛇口工業區由一個區域的概念變成了一個經濟實體---蛇口工業區有限公司，以董事會取代了管委會。
伴著蛇口工業區的落幕，這場被稱作“早熟”的直選民主試驗漸漸湮滅。
而在深圳範圍內，改革舉措幾乎每隔幾年就會推出一次。楊龍芳告訴本刊記者，為了推進政府整體變革，深圳特區曾於1985年、1988年和2003年分別提出四個重構政治架構的方案。
1985年7月，深圳市委印發了《關於香港政府管理經濟的考察報告》，“這是第一個涉及全面建構深圳地方政府體制的基本構想”，楊龍芳說。這個構想包括：進一步解放特區政府的自主權問題，包括要求國家給予深圳立法權；盡量减少特區政府對企業的行政幹預，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等。
1988年,中央提出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同步進行,深圳政改舊話重提。時任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長的徐建受命設計一套政改方案。8000字的方案很快完成，其主要內容現在看起來仍覺得新鮮：采取行政主導+立法委員會架構，立法委員會將人大政協的功能合并；成立類似香港廉政公署的監督機構，挑選社會精英，給予高於公務員幾倍的待遇，保證這些人不會貪污。
這套方案被記者提前曝光後，立即引發諸多爭論和質疑，最終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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